巍峨大别山，曾见证了刘邓大军“千里挺进”，也经历了革命老区的深度贫困。如今决战脱贫攻坚战，昔日贫困老区旧貌换新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场战役中，安徽省广大文学工作者深入第一战场，记录伟大时代的火热实践，记录人民日新月异的新生活，创作出一批优秀脱贫攻坚主题文学作品，如刘鹏艳《猪幸福》、余同友《找呀找幸福》、张大鹏《大湾赞歌》、张扬《马郢计划》、苗秀侠《拯救那片庄稼地》、罗光成主编的《我的扶贫日记》、胡竹峰《离幸福九公里》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产生较为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安徽省文艺评论工作者积极发声，聚焦安徽脱贫攻坚题材文学创作，引导更多的文艺主力军走上主战场，创作与评论双轮驱动，共同推动安徽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艺术报》2020年终特刊关注安徽，选取安徽脱贫攻坚主题文学作品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紧扣土地和时代做扶贫新文章

——读苗秀侠小说《拯救那片庄稼地》

 

江   飞

 

在我的印象中，苗秀侠是一位把根深扎在“皖北大地”上的最接地气的乡土作家，她像一个老农一样，对农村、对土地、对庄稼怀有天然的深情，我想正是这种深情，使她能够对中国当下农村的现状和土地问题、对农民的精神境遇和情感问题有深切而精准的观察、思考和追问，能够持之以恒地“打捞土地的故事”，此前的长篇小说《农民的眼睛》《农民工》《皖北大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次读到的中篇小说《拯救那片庄稼地》，依然属于其乡土系列写作，其特点可以概括成三个“紧扣”。

 

一是紧扣土地再做扶贫新文章。如果说十多年前的《遍地庄稼》打捞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土地的故事，那么这次《拯救那片庄稼地》打捞的则是新时代“脱贫攻坚”背景下的土地的故事。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传统农耕时代，还是在现代农业产业化时代，“土地”都是农民的生存之本，财富之母，换句话说，只有盘活土地，才能真正实现精准扶贫，才能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但是，随着乡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大量土地被撂荒，在此形势下，土地流转成为解决耕地撂荒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在流转土地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土地承包流转不规范、土地征用不合理、很多农民拿不到租金、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各种新问题。《拯救那片庄稼地》直面和回应的正是这些现实问题。浍水镇村主任路进步鼓动富裕户路大进流转两千亩土地，建成浍湾农场，但由于干旱，昔日的良田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蒿草地，路大进只好再次出门打工，路进步被迫收拾烂摊子，竟成了返贫户。这两千亩长满荒草的庄稼地成为横亘在村民和村政府之间的鸿沟，成为精准扶贫、奔向小康道路上的路障，亟须拯救，而这拯救的重任就压在重回旧地的浍水镇镇长陆文昌身上。让这片庄稼地不再荒芜，重新长出庄稼，是基层扶贫干部和村民们的共同心愿，由此土地又成为化解矛盾、连通情感的纽带。总之，小说围绕这片庄稼地做足了文章，既写出了土地对于扶贫脱贫的重要价值，更写出了村官与村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可亲可感，真实动人。

 

二是紧扣时代描绘现代农业新图景。小说的后半篇幅主要都是在叙述如何盘活这片庄稼地，真正实现土地价值，这其实是在考验作者对当下时代精神和未来农业发展的思考与把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农业模式，传统农耕时代形成家庭种植的传统农业，而现代工业时代则孕育产业化的现代农业。正是基于现代农业的新时代理想，小说通过陆文昌与两位企业家稽成煊、夏小荷的共同谋划，对浍湾农场的土地盘活和未来前景进行了描绘，那就是：因地制宜，南北融合，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先成立一家大浍水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浍湾农场再拿出来五百亩土地，做成“智慧+旅游综合示范农场” ，简称智慧农场，形成农业观光休闲体验的引擎，吸纳资金，盘活浍水古镇的旅游业，打造大农业产业链，振兴乡村经济和文化。在这样的宏伟蓝图中，农业成为“新时代的大农业” ，农民成为“新时代的农民（产业工人） ” 。很显然，这样的现代农业的未来图景，不是作者的凭空想象和主观虚构，也不只是为了完成脱贫攻坚的短期任务，而是立足于当下中国的农村现实和土地政策，试图提供一种可能的现代农业的建设方案和未来远景。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现实的责任担当和对人民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诗意期待。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真正的“智慧农场”需要集绿色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高科技现代农业等为一体，核心是农业本身的发展，其次需统筹城乡，融入休闲旅游、风景园林等进行综合规划。

 

三是紧扣对话创造艺术新形式。作者显然有意以浍湾农场的三场对话和一场茶馆对话来塑造人物和推动情节，借用巴赫金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全面对话”的“对话体小说” ，对于中篇小说来说，是一次颇有难度的写作。作者有意通过两两对话、多人对话、群体对话、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自身对话等多种对话形式，展现官员、商人、农民等不同人物的身份、思维、性格、语言等差异，加速推进叙事视角的转换，在小说文本内部呈现多声部的碰撞与融合，在众声喧哗中凸显叙述声音。此外，对话还呈现出典型的戏剧化特征，人物、时空、情节相对集中并富有戏剧性，尤其是茶馆和农场大会的两场对话，仿佛舞台上的方言版群口相声，语流密集且迅速，信息丰富而形象，具有强大的裹挟力和感染力，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话结构中作者还建构了多重嵌套结构，比如在土地对话中嵌入淮海战役的支前故事，自然而然地交代了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光荣史，丰富和强化了小说的历史内涵和红色基因。可以说，对话既创造了艺术的新形式，更使得扶贫主题的表达有声有色，灵动而不生硬，通俗而不庸俗，从而保证了作品的艺术水准。

 

 

生活微视角下的脱贫攻坚叙事

——简评刘鹏艳短篇小说《猪幸福》

 

陈振华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同时也是近年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时代文学的主题诉求，促使一批出色的脱贫攻坚叙事文本诞生，刘鹏艳的短篇小说《猪幸福》 （《小说选刊》 2020年第9期）就是其中优秀的一篇。

 

小说呈现了微观生活视角下对民间伦理的守护。脱贫攻坚属于时代、国家的宏大叙事，但宏大叙事依然可以选择比较小的切口，并由此进入，深入时代的肌理和社会的皱褶，探寻时代脱贫攻坚的国策对乡村或偏远山村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巨变。《猪幸福》就是这样一篇以微观视角、生活视点聚焦脱贫攻坚叙事的一篇小说。小说叙述在大山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深度贫困村的脱贫故事，从养猪这个小的切口进入，围绕着养猪的扶贫措施展开。小说中，以村委会为担保，甲方为收购高海拔散养生态猪的公司，乙方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签订收购和喂养合同，帮助这些困难户、贫困户脱贫奔小康。当然，扶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现反复、波折往往是常态，也是脱贫攻坚故事常有的情节。小说中，以长锁夫妇为代表的村民把猪养得膘肥体壮，但是快要到按照合同价收购的时候，市场的变化让合同价远低于市场价。于是以老癫子、玻璃花为代表的村民背信弃义，密谋把猪卖给市场，然后购买山下的猪以次充好，企图瞒天过海。这种行为不仅背弃了合同以及契约精神，更是背弃了民间素朴的道义、诚信等道德伦理。不过，长锁的媳妇却能够坚守民间的道义，说服长锁不参与贩卖猪的行为，而是通过诚实的劳动改变贫穷的境遇。那些贪图小便宜的村民在经历了一番教训之后，也幡然醒悟自己行为的不道德、不诚信、不道义，最终转向了劳动致富。小说在村里挂职的余书记“猪幸福的哼哼”的美好憧憬和村民齐心奔小康的气氛中走向了结尾。这样的叙事视角和对凡俗生活的描摹将宏大主题融入日常叙事，充满生活味道和世俗烟火的气息。

 

小说确立了扶贫干部和村民的双重主体性。尽管小说对扶贫书记的着墨并不多，但老余的形象已经鲜明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老余不是那种筚路蓝缕开创性的英雄，也不是那种一呼百应式的英雄，部队转业干部出身的他，不是把扶贫视为走过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敷衍的乡镇领导，而是带着问题意识和精准扶贫观念到山村“深扎”的扶贫者。因此在小说中，从村民对其的感受传达的信息是，他是脚踏实地的。来到石佛村后，他尽力摸清情况，建档立卡，实施精准扶贫。他的帮扶措施因地制宜，让村民养高海拔的生态猪。为了解决危房的问题，老余提出了“1+3”的方案。在精准施策的过程中，他的种种努力充分体现了扶贫干部的主体性。脱贫攻坚，仅仅依靠扶贫干部的主体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激活、建构和凸显那些被帮扶对象的主体性，让他们有充分的主体意识、担当、责任和勇气，才能真正让脱贫攻坚行动落到实处。小说中的老癫子、玻璃花等人在脱贫过程中，一开始非但没有建立主体意识，还密谋不光彩的勾当，拖村里集体脱贫计划的后腿。后来事情败露，在老余的批评教育和引导下，他们的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归。有意思的是，老余并没有用大道理来说服教育他们，而是以民间的道义、荣辱观念对他们进行劝导，使得老癫子、玻璃花等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合民间的伦理，最终以实际行动走上脱贫致富的正途。由此，他们的主体性才得以确立和凸显。

 

刘鹏艳的小说语言值得称道。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当然莫能例外。作家的语言形象，富有表现力，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品位。不仅如此，小说的语言将乡村人物的俚语、典雅凝练的书面语和作家略带谐谑的叙述语融为一炉，让语言在斑驳的呈现中充满了质感。作家的叙述语带有的诙谐意味，让整个的文本叙事不至于过度严肃和沉闷。

 

当然，小说也并非尽善尽美。例如小说主题的深度开掘得还不够，尽管小说在脱贫攻坚的总基调下，触及到了乡村朴素的伦理、扶贫者与脱贫对象的双重主体建构以及社会进程中的现代性悖论等主题，但这些主题还没有得到深度拓展，还可以写得更深更透。另外，在人物心理的刻画上，笔墨还是欠缺了一些，比如老余的心理活动、长锁的心理变化以及其他乡亲们在脱贫致富道路上的心路历程等表现得还不够。

 

 

尊严，是幸福的底气

——余同友小说《找呀找幸福》读后

 

彭正生

 

　《找呀找幸福》是以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历史实践为背景，聚焦时代主题，抒写新时代农村的新面貌、新气象，谱就的新时代农民寻找幸福的动人诗篇。故事发生在偏远山村幸福村，讲述的是以王功兵为代表的村民们在驻村扶贫干部李朝阳的带领下，奋斗自强，坚定自信，最终脱贫致富，获得了有尊严的幸福的故事。应该说，如何写好主题文学，写出时代本质，既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又具有真实性、现实感，无疑是对小说家能力的考验与挑战。《找呀找幸福》较好地处理了主题与方法的关系，突破农村题材小说的既定框架，没有落入主题创作的模式窠臼。总体来说，它是一篇别样的、有特点的主题文学小说样本。

 

　　《找呀找幸福》没有袭用既往农村题材文学惯常的叙事视角，通过叙事焦点移位实现叙事伦理转变，彰显了新时代农民的主体精神。不论是鲁迅的《故乡》 ，还是路遥的《人生》 ，都选择“外在于”农村的知识者（文化人）为叙述视点。农村景观通过他们被“看见” ，农民故事通过他们被“讲述” 。他们虽是剧中人，更是旁观者。乡土世界是他们视界里的“他者” ，是被观察和审视的对象。这样的叙事视角之下，潜隐的是乡土家园亟待被改造的启蒙现代性叙述伦理与价值观。如果《找呀找幸福》以李朝阳为叙事视点——这也是此类主题文学的常规方式——小说就可能会被写成：脱贫干部李朝阳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农村，望到一幅闭塞、贫穷和落后的村庄景象，他思想坚定，行动坚决，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殚精竭虑，率先垂范，最终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如此， 《找呀找幸福》就会被写成李朝阳的“脱贫手记” ，或“扶贫日记” ，成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巧妙的是，余同友放弃了扶贫干部（知识分子）李朝阳的叙事视角，让农民扶贫对象王功兵成为叙事焦点，让王功兵的故事成为小说的重心。还是写脱贫攻坚，却隐去了李朝阳规划扶贫产业、招商引资、商务谈判等情节，浓墨重彩地写了王功兵从冒尖户转为穷光蛋的屈辱历史，又从贫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的华彩现实。此种“详王略李”的剪裁，选择叙事曲折却更迷人的“羊肠小道” ，让小说更具时空纵深感。

 

　　叙事视角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它关乎小说的叙事伦理。《找呀找幸福》以王功兵（扶贫对象/农民）为叙事视点，李朝阳（扶贫主体/文化人）的叙事功能便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他的角色功能发生了变化，扶贫干部不再仅仅是乡村世界的改造者，而是时代课题的“答卷人” 。他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不是硬性向村民“植入”自己的理念，而是转换角色，主动“融入”幸福村。这种叙事焦点的“取王舍李” ，突出了农民的主体性，彰显了农民的主体精神，强调脱贫攻坚历史性实践的内因作用，更符合乡村社会的真实。毕竟，正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寻找幸福、创造幸福的主体，不可能是他人，只能是农民自己。

 

　　《找呀找幸福》刷新和再定义了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基层干部形象，塑造了充满正能量的新时代农村新人。《找呀找幸福》的李朝阳是组织下派的驻村扶贫干部，是幸福村的第一书记。他工作勤勉、作风硬朗，热爱生活、低调务实，可以说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基层干部典范。当然，小说也呈现了基层干部的黯淡面孔，这里既有失职渎职致人死亡的乡镇卫生院医生，也有蔑视农民人格的派出所户籍干部，他们是造成王功兵记忆中最深刻创伤的源泉。这些灰暗的基层干部形象，显示出余同友对乡村社会多元性、复杂性的深切体认，增添了小说的现实感。当然，这些黯淡的面孔不是小说的主要表情，他们就像阳光投射的影子，反衬出李朝阳形象的温暖、明亮。

 

　　余同友没有采用“正面直击” ，而是以“侧面打量”的方式来塑造核心人物形象，让小说更合乎心理逻辑、情感逻辑，也更具说服力。小说细腻、出色地刻画出王功兵的心灵辩证法，并通过王功兵的心灵辩证法——情感、心理的变化来完成对李朝阳的形象描摹。源于妻子死亡、女儿生病、人格被漠视等沉痛与屈辱的记忆，王功兵对基层干部自然排斥、反感。小说开始的时候，李朝阳因事耽搁，王功兵内心不耐烦；李朝阳四处寻找幸福碑，王功兵不屑；李朝阳提出拓宽公路，王功兵不相信。然而，随着故事的演进，李朝阳谋划的扶贫产业、工艺车间、乡村艺术团均获成功，幸福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功兵对李朝阳的印象，也经历了从消除猜疑，到接受、认可，最终感动、佩服的变化。

 

　　《找呀找幸福》积极借鉴了经典文本的立意与结构模式，增加了小说的完成度，丰富了小说的题旨。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百合花》 ，茹志鹃采用异于彼时革命历史小说的笔法，不去写正面的战争，而是着眼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说用“百合花”为贯穿性意象，以小见大地赞美温暖而美好的人性。《找呀找幸福》也是如此，它聚焦脱贫攻坚国家战略，但是它并没有机械地、流水账式地记录驻村扶贫干部的日常活动，而是通过一双农民之眼写出新时代基层干部务实的工作作风、良好的精神风貌，描画出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小说以寻找幸福为题，幸福的能指符号具有多重所指意义，它既指称村庄的名字，又是村头石碑之名，是实在的、具体的；同时，它还指向心灵的感觉，是抽象的、象征的。不论何种指向，幸福在小说中都寄托了幸福村村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与向往。

 

　　《找呀找幸福》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幸福碑。幸福碑在小说里具有特殊的叙事功能，它是小说的线索，使得小说结构首尾呼应，小说也因此具有极高的完成度。同时，幸福碑又是小说主题的隐喻。在小说的开头，幸福碑是贫穷的标记、美好生活的反讽，它的被推倒、被丢弃隐喻的是幸福的遥不可及。小说的结尾，幸福碑是新生活的象征，它被拾回来、被竖立起，其所隐喻的是村民幸福感的找到与获得。当然，对于王功兵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他由经济条件改善、收入水平提高而找到了幸福，获得了幸福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尊，获得了尊严。那种不被漠视、不受屈辱的尊严感，才是幸福感的源泉和底气。在这个意义上， 《找呀找幸福》既是关于幸福的小说，也是关于尊严的小说。

 

 

全景展现“三皖”大地精准扶贫

的感人故事

——评胡竹峰散文《离幸福九公里》

 

方   川

 

　　“精准扶贫”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人间的奇迹。描绘脱贫攻坚的《离幸福九公里》是一篇值得细读点赞和推崇传播的美文。

 

　　《离幸福九公里》的开头非常巧妙，引人入胜。文章标题源于宣城市郎溪县的一块道路指示牌“离幸福九公里” ，即从主干道到幸福乡，还有九公里的路程。作者引用何颖女士讲述的流传于幸福乡的民谣，“没到幸福想幸福，到了幸福不幸福，离开幸福才幸福” ，让人浮想联翩，吸引读者好奇心，从而达到“披文入情”的审美效果。

 

　　作者被郎溪县等一系列脱贫故事感动着，“缘情造物” ，行笔信马由缰，似闲庭信步，自由灵动。从皖南山区、江淮丘陵，到淮北平原、大别山区，从他乡到自己的故乡，胡竹峰像一位摄影师，镜头在不断变位、推拉，扫描、切换、闪回着“三皖”大地脱贫攻坚各种不同的美丽乡村景色，又似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以点带面，全景展现了“三皖”大地精准扶贫伟大战役中的生动情节、典型事件与感人故事。他用愉悦的心境、欢畅的笔墨，描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道路上的风生水起和蝶变升华。全文时空转换精妙，主客体自由出入，行文若行云流水、形散神聚。

 

　　《离幸福九公里》首先从皖南着笔，笔触不断向北延伸铺展：从郎溪县飞鲤镇“五根火柴”艺站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岳西县黄尾镇的全方位旅游开发，再到中国酥梨之乡——黄河故道砀山县的特色农产品产业扶贫、太和县马集乡致富的发制品支柱产业、利辛县巩店镇的扶贫车间等地方，发掘安徽省精准扶贫的亮点与闪光点，处处彰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成就。可以说， 《离幸福九公里》虽然写得是“安徽故事” ，却是对全中国精准扶贫伟大创举的美丽见证。

 

　　《离幸福九公里》虽然篇幅不长，写事、写人、写景，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引用等等，均淋漓尽致。《离幸福九公里》看似在写脱贫故事，但是故事里又穿插着人、描写着人、塑造着人。比如，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何颖、宣城市文联主席徐艾平、致富带头人舒寒冰、太和县的制发老人、身残志坚乐天派利辛人郇子杰等等，这些人物群像着墨不多，却呈现了充满生活激情、个性趣味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胡竹峰是一位有着鲜明创作理想和自我审美追求的作家。《离幸福九公里》是他散文创作主张的生动实践。他在谈创作体会时说，“我的散文是写心写意。我写散文的时候，脑海中混沌一团。也知道这团混沌里会孕育一个东西，到底是麒麟还是野马，是兔子还是斑鸠，是龙凤还是虫豸，我都不在意，写的目的只是让那团混沌成形” 。他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为了写好这篇散文，他加入了2020年安徽省文联脱贫攻坚主题创作小分队，奔波于皖南、皖北的旷野平畴，回眸于故乡的小路田园，精准脱贫的故事，如长了翅膀的喜鹊，不断刺激着他的多感神经，成为“混沌一团” 。再经过作者渐次地着床构思、发酵孕育，终于一朝分娩， 《离幸福九公里》呱呱坠地。

 

　　愿胡竹峰拥抱伟大的新时代，深入实际，观察体验生活，博览群书，含英咀华，从宇宙苍穹、市井烟火、人文历史、中外名著中不断吸吮创作的精华与养料，化为自己的创作动力，创作出讴歌精准扶贫这一“伟大的创举、人间的奇迹”的杰出作品。

 

 

 

来源：学习强国、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