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勘徽录”是诗人陈先发今年在《十月》开设的全新专栏。诗人通过对皖南山水间极具个性的六个地理符号的深度凝视和勘察，梳理和揭示蕴藏在其喧嚣深处的源流、兴衰、秘密纹理，追问其自然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当下的现实处境。《十月》近年有着“生态文学”写作的传统，陈先发的散文贯通于文化地理学与文学，是人与自然灵性的合体，既深植于历史，又朝向无限的未来。
今天的这篇《出新安》描绘了一幅有关徽州山水变迁、商路沉浮和文脉传承的千年长卷。“出走”与“归来”之间，展现的是徽州人的生存智慧、文化底蕴与精神底色。
1
深潭与浅滩，
万转出新安。
——（唐）孟云卿
眼前这位渔梁街老妇人说她九十一岁了，吓了我一跳。沿着江畔的石砌陡坡往上走，她的步子又快又稳，丝毫不见蹒跚老态。脑筋也清爽得很。她指着石阶上一块铺地的残碑说，喏，三十多年前，我和儿子从江边淤泥中捞上来的。我蹲下来看，两尺多长的半截碑面依然平整，只是刻字已消磨得难以辨认。从断断续续几个残字中，我揣摩无非是某年某日，新安江水暴涨，徽州府城危如累卵，知府某某率众戮力退洪，安民保境一类，云云。
胡瑞君老人含混难懂的歙县口音，比残碑上文字更让我烧脑。她一边在水龙头下洗着刚铲下的乌心菜，一边跟我聊天。我不得不夹杂大量手势，连蒙带猜地去弄清她的意思。十二岁时，她懵懵懂懂地嫁到渔梁街上来。夫家在老街生活一百多年了，公公和丈夫都是吃苦力、淌大汗的跑船人。那时的渔梁码头，热闹得没日没夜，水上漂满各式帆船轮船。过了大坝，一条大水淌够六百里，就到了繁华的杭州城。但江上处处凶险，多的是暗礁险滩。女人们活得提心吊胆，男人上了船，命就不全是自己的。
胡家老屋临江而立。墙基石坡之下，古老的水利工程渔梁坝，犹如巨型分隔符，拦腰截断江流。此时正值枯水期，坝上坝下俨然两个世界。坝上碧水如镜，连涟漪都被抹去了，镜面清澈地映印高天流云。行水涵道的冬季过水量小，白白两股细流泄下。坝下，江枯见底，滩上奇形异状的灰褐礁石连片裸露。有的巨礁形如鲨齿，想想它隐在水下时，该多么叫人胆寒。徽州旧时曾名新安郡，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县。万山阻隔中的徽州人，踏破山围水困，出新安艰辛创业，形成了称雄商界四百余年的徽商。渔梁坝正是这条远征之路的起点。皖南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惊心动魄的“一丢”啊，远行人饱含热泪与亲人的挥别之地，就是这渔梁坝。
惯与都江堰齐名的渔梁坝，始建于唐初。当时，由总管歙、宣、杭等六州军政的越国公汪华组织修建，最早的坝体并非石质，而是“以木障水”，用木桩构筑。木质坝体耐不住洪水的粗暴冲刷，自唐至宋，渔梁坝年年重修。南宋年间改用石筑。明清时期又多次大修。资料上说，现行大坝是一座设计精密的重力滚水坝。坝体全长138米，底宽27米，顶宽4米，全用当地俗称“凤凰麻”的花岗岩坚石垒砌，每块石头重达吨余。令人惊叹的是其独创性内在结构——以“燕尾锁”方式横向锁定巨石，将切割成燕尾状的部分嵌入石槽，防止左右移位。以“元宝钉”方式竖向锚固，将多层石料贯穿、固定，防止上下层面滑动。巨石全赖工匠手工雕琢、拼配，上下左右之间环环相扣，整体重力分散至无数个相互咬合的节点上，宛如为整个坝体穿上了一副暗藏玄机的“石铠重甲”，极大提升了抗剪切、抗冲刷能力。坝身巧妙开设了三道水门，即泄洪孔洞，由北向南依次降低。如同为江水安装了调节阀：平时可蓄水缓流，汛期则分级削洪。在洪水期，最南端水门可将具有破坏力的江水，导向山壁，借自然山势消弭巨大水能。一系列深藏匠心的设计，化解了蓄与泄的矛盾。历经千年激流冲刷，今天的渔梁坝，依旧浑然一体，坚牢如初。
新安江的源头，是发自皖赣交界六股尖山脉的率水，又称凫溪河。率水在屯溪与横江汇合后，形成主干，徽州境内大小支流多达六百多条，可谓密似蛛网。在“八山半水半分田”的徽州，水是最宝贵的资源，渔梁坝的拦蓄，使上游河段得以平稳通航，灌溉、放筏、抗洪，也兼而利之。坝上，船经网状水系，通达山区六县。坝下，七日可达杭州，半月可转经京杭运河，直抵扬州。闭塞的山门终于洞开——明清鼎盛时期，盐粮、茶叶、木竹、典当等徽商巨贾的货物，在此汇集、中转。物之余缺，财之聚散，人之往来，渔梁坝成了最紧要的交换站。江水与航道虽在千山万岭间萦绕，落差大，险处多，一如清代诗人黄景仁所写：“一滩复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但没人能拦阻徽州人怒踏山门的躁动步伐。
但历史的喧嚣早已平息。此刻的渔梁老街，寂静得连风声也缕缕入耳。几条小黄狗懒洋洋地，卧在街心青石上晒太阳。我邀了几个老人闲聊，坐在小竹凳上，东一句西一声地扯着徽州往事。胡瑞君说，出新安的行前之夜，母亲一般要嘱咐儿子，坐在船上，切忌跷“二郎腿”。双腿前伸平放，一是稳身子，可抗船的颠簸，二是稳心，也显得气定神闲，坏人见了不敢轻易惦记。随身包袱里，多放几个饼，自己饿时充饥，更要紧的是，在艄公搏风打浪之后，定要敬上一饼，以示谢意。为了让儿子早点外出闯荡，徽州男子早婚风气盛行，民间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说法。与这么小的孩子长久别离，哪个母亲不是肝肠寸断呢，往往是几个月后，才能缓过神来。
生在徽州的男子，无法不生出破山突围的强烈冲动。地理上，徽州是一个独立封闭的单元，崇山峻岭的夹峙之间，盆地平畴狭小，偏偏红壤酸性大，长不了好庄稼。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徽郡……田瘠确，所产至薄，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所产难以果腹，徽州人只得将眼光投向山外，千方百计凿山开道，在重重障碍中，辟出了徽杭古道、徽饶古道等商道，以商补家。康熙年间《休宁县志》说：“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但翻山越岭的陆路交易，实在过于艰苦，奔腾的新安江水，便成了徽州人破障而出的不二之选。
我从屯溪驱车前往渔梁，一路沉浸在徽州的冬日之美中。不同于夏秋之味，这是一种枯荣交杂的美。夹江起伏的低缓山体，并不见大面积的枯色。小块的枯槁，在依然蓊郁凝重的绿色中，撕开了一些小口子，冲淡了颜色，显出一份特别的清减来。乌桕、马褂木、银杏、大叶榉、三角枫、黄连木删除了叶子，露出老干枯枝，令山色疏朗了不少。路旁，山坳中，江滩上，焦褐、赭黄、锈红的各种落叶堆积，像山水中的百衲衣。徽州之好，是水边村外，处处可见树冠巨大的古树。许多老树，远远看见，就让人眼前一亮。我一般都会停下车来细看，陪伴它一会儿。香樟与马尾松算是徽州的土著树种，沿途见不少巨樟遍身青苔，老枝虬劲，叶子像涂了一层油亮的釉，革质叶面泛着喑哑的光泽，树下落着乌黑油润的樟树籽，偶有鸟雀来啄食。林间漏下的夕光照着，空气里涌动一股清苦的、令人头脑一醒的香气。马尾松松皮皲裂，不规则的鳞状开裂中，露出红褐色新皮，仿佛这新旧交替里，枯荣的循环，达成了意味深长的和解。放眼而望，林木的枯荣交织，落叶的将凋未凋，正是冬日最动人的临界状态。它不是消亡，是生命在减法中显现的悠长余韵。落叶之“舍”，有时成全了审美之“得”。枯澹中，自有神明往来。想起宋人的荒寒画境，于留白的不全之全中，见出天地大美。我也曾在《黑池坝笔记》中写道：“落叶飘零，亦为教诲。”
2
出了渔梁街，我在隔江而望的西干山中独自穿行。披云峰的山体不高，山道却有点陡峭。上攀不过百米，身上已微汗湿衣。傍晚山道无人，起伏的鸟鸣加深了林间的幽静。坳中枯叶厚积过膝，倒卧的巨树烂掉了大半，偶尔窸窸窣窣地窜过几只松鼠。我按着导航地图的导引，找到了半山间寂寞的渐江墓地。
似乎有人错过了。墓前石阶上，摆放着几枚鲜亮的柑橘，精致小盏中斟入了祁门红茶。来访者或许在此久坐入神，连另一盒未拆封的红茶，都忘了带走。
渐江生于歙县。他的出新安之路，是一条饱含家国倾覆苦痛的逃亡之路。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铁蹄踏入徽州，一度激烈参与抗清活动的渐江，不得不避祸离乡，隐居到福建的武夷山中，并在此削发为僧，法名弘仁。出家后，渐江以僧人之身云游海内，精研绘画，企图以笔墨了悟人生真谛。七年之后，他回到故乡徽州，且“岁必数游黄山”。似乎在山水中觅得了灵魂的呼应，所以“敢言天地是吾师”。丘壑林泉在他笔下，迸发出肃穆高远又萧静枯淡的独特味道。在技法上，他上溯北宋山水画的雄浑大气，最终形成了瘦劲如铁的清刚面貌。虽学倪瓒，却最终“并无一段入藩篱”。他与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并称为清初四僧，影响了无数后来人。又与同为遗民的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新安四家”，开创了以徽州抒写为中心、风格鲜明的新安画派。1664年腊月，渐江病逝于歙县五明寺，友人按其遗愿，葬他在故乡山林间。临终前，渐江曾掷笔示友：“遗命于塔前种梅，曰：清香万斛，濯魄冰壶，何必返魂香也。他生异世，庶不蒸芝涌醴以媚人谗口”。
一个“返”字，将他出离新安的灵魂邀请了回来。在渐江墓前，我枯坐良久，静听林壑的松风过耳。墓前标牌上，绘着他的《长林逍遥图》，解注中说，其画直壁高崖，寒江凝烟，无尘无壤，洁净如洗，气象清旷。图左上角有楷书自题诗一首：“春木抽柔条，秋老惊摇落。百年强近半，世味亦索莫。何如长林间，逍遥自解缚。荣枯听时序，动息任吾乐。写此林峦意，萧然远城郭。静致若可耽，慎哉忽耽搁。”立标牌的人粗率了些，将这首深发心声的五言体，误注为“七言诗”。
夕光满身，斜阳在目，我久立不忍离去。忽想起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渐江生于1610年，与明末清初的四位哲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竟都生在十七世纪开端这天崩地裂、社会激变的短短十年间。或如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书名所示，天才大哲们常集中涌现，如群星密集而耀眼。明清变代的文化认同危机，迫使这些最敏锐的心灵直面“何谓中国”“文明何以延续”的根本问题。社会与个体的双重危局，如同一个历史高压釜，将他们抛入一种极限境地，逼迫他们以性命来回应问题的召唤。黄宗羲对专制皇权的猛烈批判、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呼唤、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哲学重建、方以智“坐集千古之智”的融通尝试，无不是对这些命题的深沉回答。茨威格曾揭示：伟大的精神创造，往往需要巨大的历史能量作为燃料。明末清初的巨变，提供了这种罕见能量。正如渐江所遭遇的，当一己之躯被痛苦激活，必须要全力以赴地进行一场自我审视，完成一种自我重构。极致的瓦解，孕育了极致的创造。
这是一座何等奇妙的山体——与渐江墓相距不远，另一场叶落满坡之中，静卧着一代大匠汪采白。歙县人说：“西干山中两墓地，渐江采白三百年。”又一片星群攒聚的夜空：黄宾虹故里距此也仅数里。黄宾虹祖籍歙县潭渡村，其名即取自村头的滨虹亭。他随父辈出离新安，生于浙江金华。成年后数度出入徽州，任教于歙县，还曾在家乡密室中私铸钱币，用来资助革命党。从西干山溯江而上数十里，是休宁人查士标故里。正如查士标服膺渐江、汪采白师承黄宾虹一样，这批在徽州山水间浪迹沉浮的心灵，达成了审美上超凡入圣的嗡鸣与共振。在新安江水中合唱的心灵，又远不止他们。新安江流入浙江后，称富春江，入海前称钱塘江，一水三江，共系一脉，山川风物与美学创造上，似乎也息息相通。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时，“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戴进、蓝瑛的浙派山水气息，与黄宾虹衰年变法后浑厚华滋的淋漓墨色，仿佛是一根血管中涌动的血液。地理对心灵的启示与塑造，在他们的笔墨中生生不息。徽州的山水灵犀，与这些心灵的对话如此令人侧目：峰峦浑壮，草木葳蕤，江水如练，而泛舟江上，结庐山中，观潮听雨，又岂止是在笔端的写生？历史创伤、个体焦虑和故国之思，在持续的精神锤炼中，都净化成了纯粹的艺术表现力。他们最终呈现的，是石涛所讲“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的天人合一之境。这条横贯皖南浙西的江水，已远不止是地理水系，更是一条流淌着东方美学精魂的灵性之河。
出入新安，当然不仅是水路。徽杭古道也曾吸引过无数人。1934年4月，旧徽杭公路开通后，郁达夫、林语堂、潘光旦等人应邀乘车游历。郁达夫在《出昱岭关记》中写道：“语堂说：瑞士的山村，简直和这里一样，不过人家稍微整齐一点，山上的杂草树木要多一点而已……我们在三阳坑车站的前头，那一条清溪的水车磨坊旁边，西看看夕阳，东望望山影，总立了约有半点钟之久，还徘徊不忍离去。”“从三阳坑到杞梓里……一时入一个弯去，上视危壁，下临绝涧，总以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车非要穿入山去，学穿山甲，学神仙的土遁，才能到得徽州了。”徽道之难，历历在目。昱岭关在皖浙交界的险要之处，始建于三国时期，它的意义类同于水路上的渔梁坝。郁达夫进徽州后，在屯溪被小吃店敲了笔竹杠，估计有点小郁闷，夜间，他在江边闲逛，不知有没想到李白为新安江写的“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当晚，他自称“在朦胧的梦里念了一首诗”：“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见郁达夫笔下出现“三阳坑”“杞梓里”字样，我禁不住心头一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不久，到一家媒体工作，被安排到万山深处的歙县金川乡蹲点。金川乡当年就归属杞梓里区。当地民风淳朴，有人想卖鸡蛋，又不好意思收乡亲们的钱，就把装鸡蛋的竹筐搁在大槐树下，手绢上写清价格，自己回家烧饭去了。傍晚取回筐子，蛋和钱分毫不差。如今讲来，已犹如童话……那时，我常往皂汰村跑。村里十门九不锁，午饭赶上哪家，就吃在那家。我记得黄昏独坐岗头，面对茫茫群峰时的孤独。也记得春末漫山遍野的山茱萸花。夜里，我疯狂写诗，借住的吴屠户家床铺底下，有数不清的废弃草稿。今日之我，或许并不喜欢当年之我，觉得他虚妄、急躁、甚至有些短视。而彼时之我，又岂甘心演变成此刻之我？记得那年出山时，我躺在一个简陋小酒馆里，把自己喝得大醉。遥远的1991年某日，我在新安江边写下这首题为《唿哨》的短诗：
晨曦的枣红正收缩
在歙县，新安江畔，疼痛正收缩
当巴茅草黛青，松林恬静
当幼鹰从晴空滑过
匆匆路过的客人
告诉我，什么是时光的必然之手？
她把新安江梳成清亮流沙
一把流沙
一腔浮萍般的无根之爱……
深山的唿哨
知命的远客
我有无端端的几行字
压在舌根之下
几年了，像一把缄默的流沙疾逝
新安江畔，野樱花逆水而开
一种春光掉在地上
一种坠落的心情拂在脑后
当远山涌伏，晨曦静照
巴茅啊，为何我从不歌唱
3
十多年前，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一家博物馆内，我参观了徽派建筑“荫余堂”。当时，内心五味杂陈，无以名状。这座原在休宁县黄村的十八世纪旧宅，被拆解成2700多个木质构件、970多块石质构件、约8500块砖瓦后，漂洋过海抵达美国。整幢建筑的修复与重建颇费心力，据说曾耗时七年。这是座味道淳正的徽派老宅，中堂、天井、马头墙等应有尽有。搬迁之前，老宅已荒置，面临拆除，经当地政府、原主人黄氏后代同意，作为中美文化交流项目，迁到了大洋彼岸。站在半明半暗的天井中，我仿佛触摸到了黄姓徽商家族八代人绵长的生命余温。这种气息流转于异域氛围中，显得格外动人。如今，在世界各地博物馆里，经常接触到哲学、绘画、书法、建筑、医学、堪舆学、工艺美学、饮食等领域中，徽州人各类精深精美的创造物。越来越多的人，对博杂而丰厚的徽州文化着迷。
曾有友人问：徽州一域何以有如此充沛又持久的文化生命力？我说，本质的力量其实源于两个字：流动。巨量人口在历史性流动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
我所指的这种大流动，主要有三次：西晋至宋末，中原士族持续流入徽州；自宋至清末，徽人大出新安，足迹踏遍宇内，缔造出徽商文明，并深刻影响了文化领域；与“出新安”几乎同步，眼界洞开并攫取了巨额财富的徽人，大量归乡，创造性介入了家乡建设。这三次大流动，滋生了无与伦比的创新活力。
据王振忠教授等人考证，至少有三波“移民潮”涌入徽州。徽州处崇山峻岭之中，四季分明，景致如画，气质不凡，隐隐有桃花源之味，是避乱迁居“理想国”的首选之地。四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首次大规模南迁。《新安名族志》记载，此期迁入徽州的姓氏有程、鲍、余、黄等九姓，多为积淀丰裕的世家大族。八至九世纪，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后，迁入徽州的可考姓氏猛增，达二十余姓。汪氏的迁入尤为引人注目，标志性人物汪华在民间被尊为“徽州太阳神”，其家族成为后世徽州第一大姓。十二世纪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中土文化精英全面南迁。徽州毗邻临安，吴、江、陈等十八姓家族迁入，其间多有儒学世家。
徽州素称中国谱牒之乡，几乎所有大族谱牒，开篇必述迁徙史，源头直指陇西李氏、清河张氏、荥阳郑氏等中原郡望。宗族社会依靠严密的血缘组织，在徽州完成了新的超强凝结，修宗谱、建祠堂、置族田、立族规，成为基层治理制度最完备、最稳固的地区之一。这些移民家族携带的文化蕴藉，持续释放能量，令徽州民间书院林立、科第兴盛，仅明清两朝就产生进士一千一百多名，休宁一县就出了十九名状元。徽州因文风鼎盛，被誉为“东南邹鲁”。
但移民涌入的压力，也令徽州的土地承载力逐渐达到极限。徽人不得不大举向外求生。出新安的足印，颇具悲壮色彩地溢向四面八方，其历史的样本价值，并不在挣了多少白花花的银子，而在开启了全新的徽商文明模型——虽然历代徽人赚钱的能力确实令人瞠目：乾隆年间，仅在扬州一地经营盐业的徽商，就坐拥四、五千万两白银的资本，而同期国库存银不过七千万两。南宋时，朱熹外祖父祝确的客栈曾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胡适出自绩溪的茶商世家，其祖上在上海川沙开创“胡万和”茶叶铺时，当地市场还在冷落未开之中，当地流传着“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的俗谚，胡适本人颇为“徽骆驼”的拓荒精神和“无徽不成镇”的商业传奇而自得。
出新安的徽人，怀揣着一颗不归之心。老一辈人送行，总叮嘱咐孩子不可沦为“茴香萝卜干”——“茴香”谐音“回乡”，意味着失败与失业。而“萝卜”谐音“落魄”。这是只有徽州人才懂的禁忌——许多商人远行时，肩背的麻布袋中，往往装着三根绳子：登山过河时用得上绳子，面临绝境无路可走时，绳子还可用来上吊。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功未成而返乡。出新安，出者众，而归者稀。不少徽州女人仅在新婚期间与丈夫短聚过，终生再也等不到男人归来。她们的命运，仿佛是男人出新安的一笔遗产，但这似是一笔由别离、悔恨与泪痕累积而成的负资产。徽州女人的最高荣耀，是获建一座贞节牌坊，名字嵌入石头中。歙县县城新南街有一座徽州最晚的牌坊，建于1905年，额枋镌刻：“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集中旌表有记载的节烈妇女。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深藏着多少不眠之夜的孤寂与不甘？哪个女人真心想要这份荣耀呢……徽人创业的宏观叙事里，不知遮蔽了多少卑微的失踪者、失意者、自杀者，不知隐匿了多少无名者的泪水。
在江上干支流的多个险段，我有过乘竹筏漂流的经历。经验丰富的撑船人告诉我，激流之中，有太多的暗湍深涡，隐而不显，不可与之硬抗，要顺力应变，让它的力量化为竹筏前行之力。这种力道如果掌控不好，竹筏会原地打转，甚至会倾覆。社会的莫测，正似这水中的暗涌。徽州人深谙借力求变之道。在明初，徽商抓住了第一个历史性机遇——开中制。朝廷为充实北疆边防，让商人运粮到边关，换取盐引。徽商们敏锐地意识到，与其从江南千里运粮，不如在边境就地屯垦。他们变运输为生产，在北方广置农田，以最低成本换得了最大份额的盐引，从而垄断了利润最厚的两淮盐业，一举成为天下首富。然而，道光年间，盐法改革，纲盐制改为票盐制，盐业特权一朝瓦解。许多外地盐商顷刻破产。而聪慧的徽商已在悄然中，再次顺时应变，将主导产生由盐转向了茶，完成了生意转型的惊险一跃。他们迅速将资本、商业网络和信誉，投向了资源丰足且早已深耕的茶叶产销。
在湍流中行得稳的，是那种捆扎成排的宽筏。独木逐流，往往凶险异常。一个艄公曾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徽州某少年途中遭劫，抵达汉口时，已身无分文，同宗会馆主动接纳了他，而他仅凭一口“乡音”，就获得了信用贷款。乡音，居然成了抵押品？……徽州的宗族组织，从团聚移民的堡垒，很快进化成了支撑商业扩张的制度引擎。他们采取一贯的抱团取暖方式，共渡难关。在各地商人激烈的行帮竞争和市场角逐之下，徽州的同乡组织，替代了故乡记忆中的“家”：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徽商会馆，应运而生，遍地开花。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各省建有徽商会馆一百七十多处，会馆的主要作用是助推科举，商务交流，慰藉乡愁，解除危难，婚丧嫁娶等。会馆大大强化了商帮的内部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徽商势力因此快速扩张，在明代中叶，还一度突破海禁，扩展到了日本、东南亚。
撑船人明白，行船要稳，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心中急躁的情绪。徽州人可能比任何外地人更懂得，如何管控自身的情绪与欲望。他们最有效的招数，是订立契约。灵敏的商业嗅觉，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孕育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无事不契”是徽州社会的通行规则，哪怕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协作，也常以合约来约束。契约有效避免了纠纷，也完善了品牌信誉。船头听来的逸事：徽商詹谷，在茶叶铺当伙计，一天老板遇急事，把铺子托付给他，自己出远门了。当时正值战乱，老板多年未归。詹谷独自苦心经营，获利丰厚。十年后，老板之子回到茶叶铺，詹谷把历年账本悉数上交少主，每笔经年细账都记得十分清晰。詹谷返乡时，坚持除了契约之数，分毫不取。商人胡荣命在江西经营二十余年，归乡时，即使对方早已遗忘的欠款，他也一一结清，回程时“担囊而归，了无余资”，以契为命，绝不废约，因此赢得“良贾”美名。我并不尽信这些故事，但毫无疑问，此中有明确的价值导引。
人皆肉身，难免被无穷滋生的欲望所驱使。管控一己之欲，绝非易事。徽商对年轻一辈的教育，常以一个义字，一个俭字，来压制欲望，强调以义为利，以俭立身。据载，休宁商人吴鹏翔在汉口经营粮业，某年大灾，他重金购得川米数万石，后发现有霉变，毅然“悉焚之，不售一粒”。休宁商人刘淮，某年在杭嘉湖一带，见天灾中，百姓颗粒无收，他不仅以远低于市场的贱价售粮，还开设粥棚，广济饥民。而徽商对自身之俭啬，经常还受到一些嘲讽。顾炎武在《肇域志》里，讲到赶考的徽州人，即使家资巨富，也是一身粗麻短打、赤脚草鞋的贫寒模样，千里跋涉到京，竟然“吝舆马之费”。歙县大盐商鲍志道，以“三不”治家：家中不备车马，不演私戏，不宴宾客。受儒家敬畏天命、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多数徽商，都曾慷慨解囊来修路架桥、赈灾济荒、育婴办学。歙县商人江演，先后捐出了白银几万两，既在家乡建设公路，也在异乡疏浚河道。当然，徽商中，唯利是图的人也有不少，这类人往往被蔑称为“徽狗”，遭到乡人鄙视。
徽州人深深懂得，要真正完成对人心的重塑，最根本的仍是以文化人。他们曾做出了一个深刻影响其命运的改变，即系统性、制度化地由贾入儒。方法有两种：一是将财富儒学化，斥巨资修建书院、资助学子、刻印典籍。扬州盐商马曰琯的小玲珑山馆，就是江南文人的学术沙龙。二是将家族分工制度化，一房子弟专事经商，积累财富；另一房子弟专攻科举，博取功名。徽州呈坎的罗氏家族便是典范，明清两代进士及第者多达数十人，朝中有人，自然为家族商业铺平道路。改变的是社会身份，不变的是对主流体系的融入与利用，是将商业资本高效转化为政治和文化资本。
明清时期，徽州成人男子中，经商者占比一度高达70%。鼎盛期的三百余年，徽商一直千方百计更新理念，完善自身。在晚清的近代化浪潮中，许多传统商帮因循守旧，快速没落，而徽商仍展现了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求变。“红顶商人”胡雪岩不仅经营传统钱庄、中药，更积极投身洋务，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引进西方造船技术，并为其西征筹措巨额钱款。他创办胡庆余堂时，用工业化方式生产中药，力图将旧式商贸融入近代实业与金融，虽然终因政治博弈失败而破产，但他的尝试，体现了徽商精神中拥抱新生产力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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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先发，1967年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碧水深涡》、诗文集《破壁与神游》、随笔集《黑池坝笔记》（1–3卷）、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三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草堂诗歌年度诗人大奖、英国剑桥大学银柳叶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22年度春季翻译大赛诗歌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2015年与北岛等十位诗人共同获得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新诗贡献奖”。作品已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波兰等二十多种文字。
来源：十月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