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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微视角下的脱贫攻坚叙事——简评刘鹏艳短篇小说《猪幸福》

时间:2021/04/04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同时也是近年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时代文学的主题诉求,促使一批出色的脱贫攻坚叙事文本诞生,刘鹏艳的短篇小说《猪幸福》 《小说选刊》 2020年第9期)就是其中优秀的一篇。

小说呈现了微观生活视角下对民间伦理的守护。脱贫攻坚属于时代、国家的宏大叙事,但宏大叙事依然可以选择比较小的切口,并由此进入,深入时代的肌理和社会的皱褶,探寻时代脱贫攻坚的国策对乡村或偏远山村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巨变。 《猪幸福》就是这样一篇以微观视角、生活视点聚焦脱贫攻坚叙事的一篇小说。小说叙述在大山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深度贫困村的脱贫故事,从养猪这个小的切口进入,围绕着养猪的扶贫措施展开。小说中,以村委会为担保,甲方为收购高海拔散养生态猪的公司,乙方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签订收购和喂养合同,帮助这些困难户、贫困户脱贫奔小康。当然,扶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现反复、波折往往是常态,也是脱贫攻坚故事常有的情节。小说中,以长锁夫妇为代表的村民把猪养得膘肥体壮,但是快要到按照合同价收购的时候,市场的变化让合同价远低于市场价。于是以老癫子、玻璃花为代表的村民背信弃义,密谋把猪卖给市场,然后购买山下的猪以次充好,企图瞒天过海。这种行为不仅背弃了合同以及契约精神,更是背弃了民间素朴的道义、诚信等道德伦理。不过,长锁的媳妇却能够坚守民间的道义,说服长锁不参与贩卖猪的行为,而是通过诚实的劳动改变贫穷的境遇。那些贪图小便宜的村民在经历了一番教训之后,也幡然醒悟自己行为的不道德、不诚信、不道义,最终转向了劳动致富。小说在村里挂职的余书记“猪幸福的哼哼”的美好憧憬和村民齐心奔小康的气氛中走向了结尾。这样的叙事视角和对凡俗生活的描摹将宏大主题融入日常叙事,充满生活味道和世俗烟火的气息。 

小说确立了扶贫干部和村民的双重主体性。尽管小说对扶贫书记的着墨并不多,但老余的形象已经鲜明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老余不是那种筚路蓝缕开创性的英雄,也不是那种一呼百应式的英雄,部队转业干部出身的他,不是把扶贫视为走过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敷衍的乡镇领导,而是带着问题意识和精准扶贫观念到山村“深扎”的扶贫者。因此在小说中,从村民对其的感受传达的信息是,他是脚踏实地的。来到石佛村后,他尽力摸清情况,建档立卡,实施精准扶贫。他的帮扶措施因地制宜,让村民养高海拔的生态猪。为了解决危房的问题,老余提出了“1+3”的方案。在精准施策的过程中,他的种种努力充分体现了扶贫干部的主体性。脱贫攻坚,仅仅依靠扶贫干部的主体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激活、建构和凸显那些被帮扶对象的主体性,让他们有充分的主体意识、担当、责任和勇气,才能真正让脱贫攻坚行动落到实处。小说中的老癫子、玻璃花等人在脱贫过程中,一开始非但没有建立主体意识,还密谋不光彩的勾当,拖村里集体脱贫计划的后腿。后来事情败露,在老余的批评教育和引导下,他们的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归。有意思的是,老余并没有用大道理来说服教育他们,而是以民间的道义、荣辱观念对他们进行劝导,使得老癫子、玻璃花等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合民间的伦理,最终以实际行动走上脱贫致富的正途。由此,他们的主体性才得以确立和凸显。

刘鹏艳的小说语言值得称道。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当然莫能例外。作家的语言形象,富有表现力,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品位。不仅如此,小说的语言将乡村人物的俚语、典雅凝练的书面语和作家略带谐谑的叙述语融为一炉,让语言在斑驳的呈现中充满了质感。作家的叙述语带有的诙谐意味,让整个的文本叙事不至于过度严肃和沉闷。

当然,小说也并非尽善尽美。例如小说主题的深度开掘得还不够,尽管小说在脱贫攻坚的总基调下,触及到了乡村朴素的伦理、扶贫者与脱贫对象的双重主体建构以及社会进程中的现代性悖论等主题,但这些主题还没有得到深度拓展,还可以写得更深更透。另外,在人物心理的刻画上,笔墨还是欠缺了一些,比如老余的心理活动、长锁的心理变化以及其他乡亲们在脱贫致富道路上的心路历程等表现得还不够。

 

(文:陈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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