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同友乡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

韩进

    余同友专心投入小说创作时，已有十年诗歌、散文创作的成功积累。又十年，他拿出了120万字的90多个乡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多年选载，引起小说界关注。综观余同友的小说创作，习惯用饱满激情的诗人之笔，不厌其烦地慢慢诉说着发生在瓦庄村小人物身上的灰色人生，守望古老乡村文明的消失，呼唤现代城市文明的构建，为中国社会转型初期农村农民现状作了真实的文学报告。
    余同友的小说创作大都以生活在瓦庄——海城的农民为背景,作者有意无意间让王翠花、方（操）金钟、陈大毛、小红这些同名的小人物出现在不同的故事里，奔走在乡村与城镇之间，将一篇篇独立的小说串联为一部松散型结构的长篇，展开一幅幅淳朴乡村商品大潮侵蚀下世风民情的真实画卷。
    瓦庄类似鲁迅笔下的故乡鲁镇，偏僻而不闭塞，仿佛母腹中的胎儿，以海城这根脐带，更多吸收了时代母体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雾霾，似乎农村人的人生再也没有了“美丽的童话”色彩。《白雪乌鸦》中王翠花的好奇、苦闷、抗争、悲鸣，《科学笔记》中大哥的老实、执着、挣扎、悲壮，《本报通讯员吴爱国》中吴爱国的善良、勤奋、绝望、悲愤，《青蛙搬家》中葛咧嘴的自私、愚昧、虚伪、悲凉……这些作品小人物的结局 “非死即疯”，不配有好的命运,总是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对象，让人伤感沉重，也让人警醒怀疑——现实的农村真的只有这样的一幕情形么？古老熟悉的乡村文明正从身边消失，那未来期待的城市文明的曙光又将从哪里升起呢？
    余同友善于讲他眼中的乡村故事，故事的种子散播在他的心田里疯狂滋长，他也习惯了以“我”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思，慢慢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野鸭汤》《点灯》《鼻子》《白雪乌鸦》《像大象一样消失》《科学笔记》《本报通讯员吴爱国》等小说，都是采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慢慢叙说事件，步步推进情节，层层展开人物，恰到好处地发些小感慨、小议论，毫不隐讳地表达“我”的忧愁期待。在《欢喜团》《青蛙搬家》里，又以“儿童视角”，写姐姐、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村长的“大人故事”，写了两种不同类型家庭的代表。《欢喜团》有着守卫传统的隐痛，但仍然能够享受着传统年节的欢喜团圆，孩子心中的“欢喜团”是一个情感符号，也是一种文化象征。《青蛙搬家》直面城镇化过程中，以假离婚骗取更多房屋拆迁补偿的怪现象，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撕裂给人看，贪欲的魔盒一旦打开，连父子亲情、夫妻爱情、家庭温情这样人类的基本情感也容纳不下，让人在慨叹人心不古、人性荒芜、人生无常的同时，不禁要问，现代农村人生活的安全感又在哪里？
    生活的安全感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在虚幻的世界里也同样没有。变成乌鸦回到家乡高喊“我要上访”的王翠花，一刻也没有脱离被剿杀的危险（《白雪乌鸦》）；躺在女工宿舍凝望天花板上的狐精幻想与爱人小红重温旧梦的保安队长潘安，最终被作为流氓抓了起来（《女工宿舍的潘安》）；新员工刘波无力逃脱“从来没有出现也永远不会退场”的虚无人物老魏的魔咒，戳破了现代人热情背后的冷漠与虚伪（《老魏要来》）；吃了安眠药永远睡在海城森林公园高高树杈上的大项，居然在三个月后被台风吹落树下才被三流的歌唱家发现，城市的隔膜和人情的淡漠在荒诞夸张中让人寒颤（《像大象一样消失》）……
    美丽的人生在乡村里没有，城市里也没有，现实里没有，幻想里也没有，这是一个怎样的特殊时代呢？《暖坑》和《站在稻田里的旗》从一个侧面给了我们启示，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未来，前者注重农村几千年形成的风俗人情的坚守，借徒弟为师傅“安魂”的温暖故事，给人以文化传承的希望；后者注重对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的抛弃，借张生全老汉守护省委书记颁发的荣誉奖旗的悲凉故事，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的特殊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精神失落与文化重塑的崭新时代。转型时期必然有从价值到行为的混乱，这在余同友的笔下不乏有典型而极端的描写。曾几何时，农民不种田了，种田不赚钱；手艺人不做生意了，小木匠也不用墨斗和斧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村人的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了。曾几何时，农民失去土地了，土地被征收了；农民的族地被拆迁了，老屋消失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村人的生存方式被彻底颠覆了。农民要离开土地，要离开祖地（瓦庄），要到城里（海城）去打工谋生，又靠什么呢？只有与生俱来的身体！男人卖力，女人卖色，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又自然而然，那么不甘又不可阻挡，于是人被抛回到原野，性被还原到欲望，形成了无比简单又无比复杂的人兽世界，这也是余同友的小说总有“性的底色”的缘故，如《小秘密》《乡村瓷器》《燃烧的草垛》《泰坦尼克号》《女工宿舍里的潘安》《夏娃是个什么娃》等，既写朦胧的性冲动、爱情的性幸福，也写骚动的性欲望、报复的性自虐，还写官场的性贿赂、商场的性买卖，作者冷静中保持着慢慢叙说的叙事张力，规避了自然主义的书写，作者笔下的性描写，被当作转型时期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包含着深刻的价值反省和社会批判。在性符号之外，作者更多地抓捕了农村正在急剧分化的一系列表象，更多地触及农民工问题、留守问题（儿童、妇女与老人）、耕地问题、拆迁问题、城镇化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以文学的力量，孤独地守望着正在消失的乡村，呼唤人性的修复、道德的重建、文明的传承、社会的进步。
    余同友是孤独的。他从乡村走来，却找不到回乡的路。他血管里流淌着乡间的小溪，却再也看不见村庄的河流。他像鲁镇的祥林嫂那样，一遍遍诉说“狼吃阿毛”的故事，却忘记了读者也有审美疲劳的时候。有一种孤独叫乡愁，乡愁对有“乡缘”的人才有共鸣，这样的读者现在又到哪里去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同友不仅是乡村故事的讲述着，更是乡村变化的记录者和乡村文明的守望者。我们钦佩余同友敏锐的世事洞察力和饱满诗意的文学表达，希望他坚持下去，为农民代言，写出体现时代精神、社会本质、生活真实、形象丰满的大作品，也担心作者业已暴露的单一题材的局限性、单色人生的灰格调、单向价值的审判度，不仅会阻隔与更多读者的阅读交流，也会影响对其作品社会价值的评判，重演“本报通讯员”吴爱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