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辉小说的矛盾张力——中短篇小说集《人种》解读

    许辉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几乎每次相遇都会看到他那微笑的眼神。但许辉的小说对读者却并非笑脸相迎，虽不是冷若冰霜，却多少有些视若无睹，以至说他对读者爱理不理也绝不冤枉。他的那些语言平易通俗而意义难以把握的文字，那些需要较大耐心才能读下去的平静而缓慢的叙说，总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甚至有点茫然。可在这迷离而茫然的文字背后，你却能感觉到有一种余音绕梁的韵味，一种润物无声的内涵。简单地说，许辉小说不好读，不好懂，却有某种内在的魅力。

    何以如此？关键是许辉小说包含诸多矛盾张力。

 一

     许辉小说通体散发浓郁的乡土气息，即便写城镇生活也脱不掉农村的汗渍和眼光，但他绝不是一个乡土作家。他出生在淮北，自称“淮北佬”。他的乡土味不像沈从文那样柔和、孙犁那样清秀、刘绍棠那样舒朗、赵树理那样浓烈，而像淮北平原田埂边的草根那样干涩而带点清香。他用最乡土化的、最民俗气的笔墨，把广褒平原乡村的男人和女人、工作和生活、村庄和农田、树木和牲口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但表达的却往往是当代的、甚至蕴涵西方荒谬色彩的主题。《焚烧的春天》里土得掉渣的小瓦在那大草甸上点燃的熊熊大火，不是传达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农村变革的时代情绪吗？而小瓦与传林之间发生的一段浑朴动人的婚外情，是那样本色、自然和美丽，这不正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解构和颠覆吗？《夏天的公事》里那些煞有介事、热情周到的会议组织者,参加会议的李中及其他轻松愉快的代表们，他们的“公事”就是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地参观，召开虚与委蛇、敷衍应付的会议，品尝金雀镇及各乡镇的特色风味小吃，这不是对“公事”的最大反讽和嘲弄吗？从这里，我甚至读出了存在主义的余绪，但作者对这段公事不置可否、模棱两可，以至理解包容的写作态度，又让我看到了反存在主义的东西。

    新时期文学在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崛起，经历一段了解、模仿西方“现代派”思潮，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爆炸”之后，民族本土文化资源迎来一次现代性激活的机缘，其标志就是“寻根文学”的萌芽和成长，随后又是“新写实小说”的粉墨登场。作为一位先是观看、后也跳入水中，与新时期文学大潮一起挥臂向前的泅渡者，许辉以“淮北佬”身姿拍打出“乡土叙事”的浪花，早已没有“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的纯净，而是注入了现代性元素的乡土叙事，是站在一定的时代高度反观现实的乡土叙事。所以，许辉小说很乡土，却又很现代；他是社会底层的深切体验者，又是社会底层的高迈超越者；他写的都是很民间、很世俗的人和事，但他的小说却在一个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精神高地上保持了反世俗的品格。 

二

     许辉小说描写的多是生活的本真状态，似乎过于家常便饭、平淡无奇，但文字之外却饱含隐喻，甚至是与字面意义相反的隐喻。《幸福的王仁》里的王仁，生活过得太有滋有味了。他除了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伦之乐外，长处就是会笼络人、会拉关系、善于和稀泥，他热衷于喝酒、打麻将、钓鱼、下棋，还经常利用手中掌握的小权接受别人的送礼。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很快从供销社的人秘股长升为副经理，又从副经理升为经理。小说细腻描写了王仁“有吃有喝有玩”，“大财不来，小财不断”，家事外事都称心如意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可作者越是表现王仁的幸福美满，我们却越能从中看出春秋笔法、读出弦外之音。难道只有像王仁这样的人才能在我们社会吃得开吗？难道像王仁这样的人处处如鱼得水、如愿以偿不是某种社会病态的反映吗？这就是许辉小说的隐喻，一种往往与字面意思相反的隐喻。他对现实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但他不愿做一个布道者；他把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完全融化和隐藏在原生态生活的描写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许辉是一个文化隐喻的设计者，他在对世俗生活充满诗意地表述里，又意象化地蕴蓄着一种批判世俗的精神内核。

    任何作品文本进入读者接受状态，都处于社会大文本的覆盖和笼罩之中。读者阅读作品，都是以自己的“先结构”（包括社会大文本）为基础进行选择性接受。许辉利用作品文本语码与社会大文本语码的内涵反差，即作品所塑造的让人羡慕的“幸福的王仁”，恰恰是社会价值系统，起码是高扬社会正气的主流价值系统不提倡乃至批评的对象。因而作者越是描写王仁的左右逢源，就越反衬出社会正气的江河日下、日渐式微。王仁的“幸福”建立在社会肌体的污垢和创伤之上，正如发臭的脏水和溃烂的疮疤才是蚊蝇和蛆蛹的天堂。表面看，许辉津津乐道地向我们叙述王仁的幸福；实质上，他在向我们揭示社会肌体的污点和病灶。表面看，许辉沉浸在幸福王仁的乐观主义的歌吟里；实质上，他内心涌动着并非杞人忧天的感伤，乃至多少有点悲观主义的慨叹。

三

    许辉小说的文体远离众多小说家相沿成习、趋之若鹜的大道，拐弯走入了少数人涉足的较为荒寂的岔路。他的小说没有紧张曲折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也绝少对人物进行细腻的心理刻画。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淡化情节，而就是以散文的笔法写小说。不论是短篇还是中篇，如《碑》、《吃米饭的人》、《城里来的人》、《夏天的公事》、《飘荡的人儿》、《一棵树的淮北》等等，他只是老老实实地将一个个原生态的场景描画给读者，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凡人凡事，显得散漫、随意、从容、淡然。他明显有意回避五四新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推崇小说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摈弃宏大叙事、摈弃重大主题，而只是尽力还原常态生活的本来面貌。在他的小说里，清晰的判断和评价销声匿迹，严密的逻辑和秩序也难觅踪影，剩下的只是五味杂陈、浑然一体的生活状态。这让喜欢直接追寻意义的读者常常如坠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对许辉来说，这绝非无心插柳，而是有意栽花，甚至毋宁说是其匠心独运。他在上海首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的颁奖会上曾说：我一直感兴趣或依靠的……是不想有自己的态度在里边，因为对生活中的许多具体事物，我只能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去应付它们，我的模棱两可的生活态度控制、限制并且指挥了我的小说。

    正是这种对生活“顺其自然”的写作立场，使他的作品缺少编造、虚构及诸多被奉为圭臬的小说技巧，表现出一种自由散漫的平面叙事形态；而他严格“控制、限制”自己的态度渗入小说，其作品意义的呈现则如醉汉说酒话，絮叨之词虽有真意，却难以捉摸。如此苦心孤诣，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与他人判然有别，从文体上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风采。“与众不同”意味着个性和创造，无疑是文学创作的珍贵品质之一。但一个作家如果在写法上过于追求与众不同，则不免让读者感到过于陌生，从而离民众渐远，识者寥寥。

    然而，许辉似乎有意不顾这些，他在《人种》“自序”中说：“我向自己讲述自己看见和亲历的景况，向自己述说自己渴望而寂远的心情，向自己讲述自己的光荣与灰败、对生灭荣衰的体会和感受……在我以前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听见自己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我想，这就是文学吧？”纵观中国文学史，“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直被奉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延伸到现当代，文学为社会、为大众则是作家们普遍遵循的原则。可这段“自语”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许辉与许多作家不同，他的小说主要不是“为人”的，而是“为己”的。这注定了他只能成为边缘化的小说家，也注定了他的创作终归比较寂寞。一个不肯将自己汇入世俗的人，怎么会得到世俗的接纳和认同呢？

四

     不言而喻，许辉小说是个异端。它拒绝流行色，拒绝时尚、跟风、赶潮流，因而很难把他划入哪个圈子、哪个流派。我们从茅盾那儿能看到左拉的影子，从汪曾祺那儿能找到沈从文的痕迹，在韩少功那里能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思绪，在张炜那里能窥见略萨的胎记。可许辉小说仿佛不知根底的陌生人，其由来虽然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却很难准确断定他的籍贯和娘家。许辉无疑曾经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影响，但他的作品与新写实小说又有明显差异。不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还是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这些新写实代表作虽然在着力还原生活本来形态的追求上与许辉颇为一致，但它们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自觉、勇气和深度，却是并非后者兴趣所在，也是后者望尘莫及的。它们常常拿着放大镜或显微镜透视生活的复杂、无奈和烦恼；而许辉通过自己眼镜看到的多是生活的意象、趣味和诗意。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城市的世俗生活；那么，后者更多反映城镇或农村的乡土风情。如果说，前者的表述偏向明白晓畅，甚至酣畅淋漓；那么，后者的讲叙则趋于含蓄隐晦，以至浑沌朦胧。两者观照生活的角度和叙事风格显然泾渭有别。

    再向上追索，与许辉小说气味相近的或许只有现代小说家废名了。废名也以散文的笔法写小说，注重生活自然意趣的熔炼，但他犹如一位躲进深山的僧人和智者，清冷的叙说里略带深奥、苦寂甚至萧杀之气，毫无市井生活的温馨和暖意。许辉小说的散文化叙说，仿佛一位游走于江淮大地的行吟诗人，在那散漫随意、即景生情的咏叹里，处处流露出对自然风物的玩赏之情、对人生世态的顺遂之心。他和废名一样拒绝世俗，却无废名的贵族气和怀疑精神；他和废名一样常常顾影自怜，却无废名从禅宗而来的出世情怀；他有废名的内向、恬淡和隽永，却无废名的奇思、玄理和深奥。他究竟来源于何方？我们实在难以明确断案。但可以确定的是，许辉在五彩缤纷的当今文坛，风格独树一帜，仅此，我们对他就得另眼相看。

 五

     许多特色鲜明的事物有长处就有短处，并且其长处与短处往往因果相连。在我看来，许辉以散文化笔调、客观化态度营造他的小说世界，似乎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和注意：

    其一，小说可以淡化情节、淡化故事，但不能淡化人物。许辉的中短篇小说写人物，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类不注重写人物，一类轻描淡写勾勒人物，一类工笔重彩描画人物。前者如《夏天的公事》，从头到尾主要写李中外出参加一个会议的过程和见闻，很少集中笔墨塑造人物形象，因而读完这个中篇没有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在脑中晃动。中者如颇受好评的短篇《碑》，“相貌打扮都不起眼”的王石匠及其生存状态，无疑是作者发现并赞赏的神乎其技、超凡脱俗的奇人，但对他的描写却过于吝啬和简约，我们得到的只是几笔线条简约的速写，而不是血肉丰满的典型。后者如《鄢家岗的阚娟》、《幸福的王仁》等，虽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人物，但笔触所涉多是人物的外在言行及相关事件的呈露状态，缺乏鞭辟入里刻画和深入概括的提炼，人物形象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提升的空间。

    其二，尽管文无定法，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崇尚言简意赅和张弛有度，似乎是好文章的共同要求。我以为，许辉小说在以散文化笔法铺陈叙事时，部分篇章段落略显有些拖沓，节奏略嫌缓慢且缺少变化。私下乱想，《夏天的公事》若删减一些，可能比现在更有分量。我们的小说创作，往往在某些方面、某一点上有所突破和建树，而整体玉润珠圆、无懈可击尚难做到。池莉、迟子建、苏童等均未逃出此运，达到从心所欲不越矩的咳唾成珠的境界。我知道，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况且所言已属苛求，但作为朋友，爱之深责之严，不知许辉兄能够理解否？

    话说到这儿，还有一点不吐不快。许辉小说创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形成一个高潮，曾于1990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上海文学奖、1993年获得《萌芽》文学奖、1994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等诸多奖项，数篇作品被收入北大、复旦知名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品选》、《百年文学经典》等大学教材或文学选本。此后多年来，许辉对文学不改初衷，小说及散文写作一直没有间断，《没有结局的爱情》在长篇写作上有所突破，但总体看，其创作犹如滚滚流水，虽一路向前，却波澜不惊，没有卷起超越自己的更大狂涛巨浪。原因何在？是九十年代后商品经济大潮搅动了对文学孜孜以求的宁静的创作心境？是面对斑斓复杂、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难以发现真正契合自己的创作形象？是大众文化的泛滥重塑了社会浮躁的接受心理，使其作品只能处于被冷落的境地？也许与这些原因都沾边，也许全无关联，这里只是姑妄言之。

    这几年，常在报刊见到许辉涉猎广泛的读书笔记，尽管觉得“和自己的夜晚单独在一起”作为读书笔记的标题有点花哨，但他认真读书及将心得诉诸文字的做法，很让人佩服。我想，他这样下功夫狠命读书，不就是在集聚能量，为创作更为厚重的作品做准备吗？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