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文化来说，安徽横跨皖北、江淮之间与江南三大板块，既孕育鱼米之乡的灵动与秀劲，也富含丘陵起伏的剽悍与狂野，还囊括了坦荡平原的开阔与豁达。在这多样性之中，却有一主流文脉纵贯古今，那就是自建安风骨的曹氏父子到主文谲谏的吴敬梓，再到领一世文宗的桐城诸子所构成的载道言志古典传统。近现代以来，南来之风席卷老大帝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俱由中江北上，同皖南的汪静之，皖西的蒋光慈、台静农，形成了广义革命文学传统。
古典与现代的两大传统融汇到现实主义之中，构成了新中国安徽文学与时代同行的主潮。小说有鲁彦周、张弦、戴厚英、潘军，诗歌有田间、公刘、严阵、梁小斌，他们的作品如同最初从小岗村兴起的经济制度改革一样，总是呼应着社会的变革、折射了人心的变迁、体现出美学的创新。
从“新中国”到“新时期”，从“新世纪”到“新时代”，安徽文学在经历起承转合之后，焕发出时代的风华。本期的五篇作品，或立足于具有全民性质的大事件背景，或注目于个体的人生史，或采用经典的写实手法，或借取了类型文本的叙述技巧，风格与形式未必尽同，却都秉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情不知所终，一往而殆”，近代以来我们在文学中所受的情感教育往往是强调个人主义的浪漫话语，但是现实情形可能要复杂得多。许春樵《紫色口罩》通过特殊时期一对男女关于情感的追求与试探，将我们时代的情感命题提了出来。是发自本能、不假外物的心灵中的爱情，还是精明考量后的头脑中的爱情，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它呈现出一种认知：人性无须考验，烦恼多由自生，本乎天然也许才是正道。这种认知让这个带着通俗外壳的故事超出了其时代与社会特征，抵达到一种关于普遍共通性的层面。
李凤群《月下》尽管看上去性别意味特别明显，但它的真正内核在于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经历中成长并找到自我。在日光下无新事的情节推进中，我们看到了迷茫、困惑、觉醒和自主，这不仅仅是一个平常女人微不足道的生命经验，同时也是无数平凡人共有的人生历程。
杨小凡《在希望的田野上》聚焦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脱贫攻坚，带有浓烈的见证色彩，在如同电影的不断闪回中，基层农村的微观政治、经济生态、人情世故和道德伦理悉数呈现，显现出现实主义的恒久力量。
余同友《狗獾不是果子狸》通过少年的视角懵懂，叙述引人入胜，一波三折的反转引君入瓮，计白当黑促人遐思，戛然而止留有余味，颇有明清笔记的韵味。李国彬《向我开枪》将白描的笔法运用在扣人心弦的抗战斗争中，别有一番形式张力。
是的，让文学超出于个人的一己之私、尔汝恩怨，关心所有人的命运，是安徽文学千载以来的遗风，也是怀抱理想又直面现实的新文学精神。这江淮子弟的风流云集，在岁末之际推出，更有一阳来复、欣欣向荣之意。“去去陵阳东，行行芳桂丛。回溪十六度，碧嶂尽晴空。”新春将至，万象更新，祝愿安徽文学走向更为高广的远方。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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