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中坚：赵老师你好，很早就关注你的作品了，从我平时的阅读来看，你是一个勤奋高产的作家，请你谈一谈近年来的创作情况。

赵宏兴：谈不上高产，但可以谈谈自己的创作，这两年来，主要是创作长篇小说《父弟和他的兄弟》和一些中短篇小说。

《父亲和他的兄弟》是一篇写亲情的小说，在扭曲里放大人性，描写生活的本质，表现人性的挣扎，灵魂的安放，呈现出中国底层百姓坚韧、善良、多难的光芒。小说已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本书出版后，收到很好的反响。

著名作家张炜认为：“《父亲和他的兄弟》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更像一部家人回忆录，因而也更亲切、更朴实。情感都落到了实处，生活也落到了实处，没有任何的突兀和夸张。通篇的文字也是这样踏实安稳，没有刺耳的文艺腔。小说的文字需要这样回归，虚构作品需要这样真切。在事事张扬的网络时代，过于尖叫和大声已经很熟悉了，最后成为不出预料的常态。而我们正读的这部书，却是另一种沉静朴拙的面面貌，也就是超越了常态的。” 安徽省著名作家许春樵评论说：“赵宏兴不愿将生活撕得太碎、太烂，也不愿让读者对人性过于绝望，所以父亲在小说中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是一个隐忍、克已、宽容、善良的形象，是一个成功而动人的形象，他受够了委屈甚至是侮辱，但他还是以自己的道义和担当支撑起了家庭，也支撑起了不灭的人性光辉。”著名作家季宇认为：“赵宏兴是一位沉稳而专注的实力派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他的叙事心平气和，诚恳扎实，充满了悲悯的情怀和对人性深刻的审视。”

还创作了六篇中短篇小说分别在《山花》《钟山》《长江文艺》《安徽文学》《文学港》《小说林》发表，其中，中篇小说《父亲的土地》被《小说月报》2017年第9期选载，《耳光》被《小说选刊》2018年第3期选载。《父亲的手艺》被《作品与争鸣》2017年第10期选载。中篇小说《伙牛》获2017年梁斌小说奖一等奖。创作了一些散文作品，发表后，分别被《散文选刊》《2016年中国年度精短散文》转载。 2018年 1月14日上海《青年报》发表了《苦难的衰老》对《父亲和他的兄弟》进行了专版评论。

另外，受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中国当代散文诗》《中国爱情小说年选》《中国爱情散文年选》《中国爱情诗歌年选》等。

近二年来，分别策划和主持了多次重要会议，如海峡两岸文学交流会（肥西）、中国当代散文诗高峰论坛等。

文艺中坚：我注意到，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沉潜的作家，你对作家是如何认为的？

赵宏兴：我认为，作家不是刷脸的，写作品要有工匠精神。作家是以作品立身的，一个作家最终是要回归到作品上来。有些人在外面赶场子很花哨，仿佛功成名就了，但一拿出作品，却让人不敢恭维。因此，我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作家，还是要沉潜下来，沉着下来，把自己的作品写好。没有作品，就没有自己作为作家的地位。

文艺中坚：作为《清明》副主编，你平时的工作很忙，你是如何处理编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赵宏兴：创作当然不能影响工作，我的工作是清明杂志社副主编，这是我的主业。平时工作也很忙，我要看自然来稿，要看编辑部三审稿，还有大量的编务工作等。自己要做点事，全靠挤时间，用鲁迅的话说：“哪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除此，没有他法。编杂志是共性的工作，要围绕杂志风格，国家出版方针等去做。而创作是个性的工作，可以展示自己的思想，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总要有点追求，这追求就体现在自己的作品里，当然我离我的目标还很远。

 文艺中坚：你长期在杂志社工作，编辑了大量优秀作品，推出了许多文学新人。我来之前查了一下，你曾被《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诗选刊》等评为“优秀责任编辑”，被安徽省期刊协会评为“优秀期刊工作者”等。你既是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名资深编辑，你认为作家和编辑是如何区别的？

赵宏兴：有一种特殊现象，编辑与作家往往是共生的，同体的，在外人看来似乎没什么区别，因为一个作家把作品写得那么好，当编辑肯定小菜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编辑他自己都写不好作品，怎么能编辑别人的作品？

其实，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都有误区，编辑与作家还是有区别的。

用一个比喻，我觉得编辑是杂食动物，杂食动物的特点是既能吃草，又能吃肉。而作家应该是偏食动物，你是狮子老虎，你就去捕猎，吃肉，你是牛羊，你就去牧场啃食青草。这个比喻的意思是，编辑要博学，因为你面对的是千千万万个作者，千千万万个作者呈现出来的又是不同的作品面貌，作为编辑你都要识别它，不致于外行，不致于走眼，除了审稿，作为优秀编辑最起码还要懂得装帧设计，栏目策划等等，所以是个杂食动物，既要知道草的味道，又要知道肉的味道。而相对来说，作家却具有专一性的特征，作家必须要对自己“写什么”“怎么写”有清醒认识，选准了路子，就要持之以恒，不可朝三暮四。所以作家是偏食动物，吃肉就专心吃肉，吃草就专心吃草。

编辑里也有成为大作家的，如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他们在编辑和作家里都有重要位置。但反过来，著名作家来做编辑却几乎没有，鲁迅深知做编辑的不易，他在1935年致王志之的一封信中说：“其实，投稿难，到了拉稿，则拉稿难，两者都很苦，我就是立志不做编辑者之一人了。”在当代，也没听说过，某个著名作家去做编辑的。曾经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因为作品写得好，被从基层调到杂志社做了编辑工作，但他一看到那堆良莠不齐的自然来稿头就大，一进入写作就在兴奋状态，他觉得做不了编辑，最后还是去做了专业作家。

做编辑是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甘作人梯的境界，因此，有许多编辑一生勤勤恳恳地工作，推出了大量作品，培养了许多作家，而自己却默默无闻，没写一篇作品，这样的编辑是作者的幸事。如果编辑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能保持写作，就能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掌握文学前沿动态，明白刊物走向，这样的编辑是难得的。但就有的人坐在编辑的板凳上，却干着自己的活，误了刊物，误了作者，是编辑里的害群之马。

我做了二十年的编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也越来越怕这个职业了，这种怕是一种敬畏，就像一个雕佛的工匠，最先雕佛时，佛在他的手里，只是一块木头，有了敬畏之后，看每块木头都是佛了。我经常找一些编辑谈编辑工作的书籍来看，看看别人是如何做编辑的。我经常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一位好编辑。

文艺中坚：作为一位资深的编辑家，你认为好作品的共性是什么？

赵宏兴：什么才是好作品？小说有小说的说法，诗歌有诗歌的说法，但撇开文本这个概念，我觉得好作品都有一个共性：思想。思想，这是一个老旧的词，但永远不会被淘汰。

思想在诗歌和散文里体现得直接一点，在小说里，是呈现在人物的命运里，这个人走向哪里，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而不是那样的结局，这都作家的思想决定。这是一个故事的时代，生活越来越多的提供了故事的资源，而提供给平静思想的资源却越来越少，故事资源的公共性，又使得许多作品雷同，缺少诞生宏大作品的个体体验，而文学创作是个体性的行为，不是公共性的行为，如何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把自己从公共性里甄别出来，我想，这就是思想，思想才打开作品的空间。

思想是从空间来分孽出来的，而空间的市场化，文学的边缘化，使得思想在空间里越来越稀薄。我们需要思想，这不是故作哲人状，而是要在有限的资源里，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梳理。我最初的阅读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给我最大的营养就是思想。随着阅读的拓展，影响我的还有卡夫卡、琼•佩思、帕思、米沃什等。

     洛札诺夫认为，文学的本质并非在于虚构，而在于内心倾诉的需求。我们在写作中，要努力记录下一些声音，倾听并挖掘，使真实的声音内存于灵魂的波动之中。

文艺中坚：但也有人不提倡作品里的思想性，而着重作品的故事性。

赵宏兴： 是的，也有人反对在作品里融入过多的思想。纳博科夫说过，我的作品里，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义。但是，专家在评价他的小说时说，纳博科夫小说里人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人们熟悉并乐于关注的生活，普通的、崇高的、丑陋的都随着人物的活动在发生。其实，这就是纳博科夫的思想。

   思想对一位作家为何如此重要？因为无数事实证明，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是文学性，经过一般训练，很容易得达。在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思想内涵，是区别作家和作品大小的重要尺度，甚至是衡量一位作者创作后劲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思想贫乏的人，仅凭技巧和生活经历写作，我觉得他会重复自己，不会长久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不能不迷恋思想这个词语，我努力地描写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细节，让它承载我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比想像更丰富，它们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我思想/感情的原始状态。

   这些年来，我按照思想的轨迹平静地写作，并不急躁；思想能使一颗心在浮躁中宁静下来，所以，许多作家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地创作一部作品，而不被世间迷惑，最后取得成功。在时光的链条中，有许多锈迹发生，能够擦拭的惟有思想这块纱布。

文艺中坚：感谢你接受我们这次专访，从你的谈话中，我们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赵宏兴：不客气，有些观点可能粗浅了点，待以后慢慢认识吧。

 

本文刊发《安徽文艺界》2017年第4期

 

赵宏兴，《清明》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钟山》《人民文学》《大家》《十月》《山花》等，并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和各种年度精选选载和出版。出版有长篇小说《兄弟和他的兄弟》《隐秘的岁月》、中短篇小说集《被捆绑的人》和诗集、散文集《刃的叙说》《身体周围的光》《岸边与案边》《窗间人独立》《黑夜中的美人》《梦境与叙事》等10部个人作品集，主编多部文学作品集，版权被输入到港台地区。获冰心散文奖、《芳草》文学奖、梁斌小说奖、安徽省政府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多次被各种选刊评为优秀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