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底，我与老友苗振亚、徐航等来到叶集。
在这以前的一些日子，我一直在小岗。月初，沈浩离世，我一直在小岗写沈浩。这年雪下得早。11月16日，小岗就下了第一场雪。我写《怀念沈浩》的文末还注上“风雪之夜于小岗”。接着就是为《清明》赶写报告文学《村官沈浩》。
叶集在11月29号开一个“未名文化研讨会暨作者诗文集首发式”。行前，我将一本发黄的旧书，认真地包裹了一下，放在行囊中。
在安徽乃至中国的的文学活动中，霍邱一直有着一个令人瞩目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前后，霍邱王余九的小说在安徽也是写得很好的。现在则有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领军，涌现了陈斌先、张子雨、穆志强、枊冬妩和黄圣凤等一批作家，在省内外文坛上叱咤风云。而霍邱叶集的“未名四杰”更是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虽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文学艺术则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在“五四”余波的推动下，文学社团层出不穷，文学流派自由论战，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以鲁迅为首的“未名社”于1925年8月应运而生。
那是1924年的秋天，霍邱叶集的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先后到达北平，他们一边求学，一边谋生。少年好友异乡重逢，倍觉亲切。他们都记得，当年在叶集，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们五人曾围在一个火炉边，海阔天空彻夜长谈，谈理想，谈人生，谈国家，对五四运动及新文化的发源地北平充满了向往。而今，他们都来到了北平。在他们当中，张目寒最善于交际，一个外省乡下青年，完全凭个人努力，走上社会一直追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并且得到重用，很快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议事科长。
其间，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授课，张目寒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很快赢得了先生的信任，彼此非常投缘，相处颇为亲密。张目寒乐于助人，先后引荐几位好友登门拜访鲁迅先生。当时，中国从事翻译的人太少，叶集这几位青年已从事文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俄罗斯文学。为了共同的追求，鲁迅与这伙年轻学子成了忘年交，于是，由鲁迅领衔，打出了“未名社”的旗号。
未名社的诞生是低调的，成员也只有鲁迅、曹靖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6位。未名社不显山，不露水，因其“未名”，故而名之。但是，未名社很快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社办刊物《未名》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前后7年多时间里，一共出版了《未名丛刊》18种，专收译文；《未名新集》6种，专收创作；还有未列入丛书者2种，即鲁迅的杂文集《坟》和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行了48期《莽原》半月刊，24期《未名半月刊》。
1926年8月起，未名社的主要发起人鲁迅先后到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另一名成员曹靖华也再次赴苏联学习并任教，来自叶集的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四人继续在北京主持未名社的社务，并将未名社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历史沉浮，大浪淘沙，许许多多文学社团都已化作过眼云烟。未名社至今仍被提起，不仅仅是它与鲁迅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它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未名社很有研究价值。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安徽霍邱叶集镇这么一个穷乡僻壤，怎么就一下冒出一批虎虎生风的作家呢？
叶集地处皖西边陲，大别山北麓。1914年的春天，台阶仁（介人）在镇上创办了明强小学，韦崇文（素园）、台传严（静农）、韦崇武（丛芜）、李继业（霁野）、张贻良（目寒）同班就读。明强虽为小学，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台校长思想开明，善于接纳新事物，这就决定了明强办学宗旨的先进性。在明强小学毕业后，台静农跟随父亲到汉口大华中学就读，韦氏兄弟与李霁野则入了阜阳师范。三年后，他们先后到达北平，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
他们围绕在鲁迅身边，不事声张、埋头苦干。未名社成立以后，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了依托。起初，纯粹只是为了生存，在鲁迅的扶持下，几位文学新人茁壮成长，后来各自成就了一番文学事业。
在“未名四杰”的身上，最能体现“奋斗”二字的价值。除了韦素园英年早逝，其它成员的寿命都超过了古稀之年，每人都修成了正果。
人们把“未名四杰”看作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有一个因素，在他们的影响下，涌现了一个在中国文坛活跃大半个世纪的霍邱作家群。在“未名社”活动期间，王冶秋、李何林、王菁士、赵赤苹等一批霍邱革命青年先后进入北平，成为该社的非正式成员，后来在文学事业上也各有建树。李何林1930年编成《鲁迅论》。他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后任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王冶秋于1924年在北平结识韦素园，接受新文艺，一度参与未名社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1958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建办公室主任，1973年再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有《王冶秋选集》收入小说、散文、诗歌67篇。
未名社的作品是进步的，其成员更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因此几年间曾两次遭反动派的查禁，有的成员被拘捕过两次。更为难得的是，未名社还掩护过一些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的进步人士。1928年前后，赵赤苹、王菁士、李何林等人因开展革命活动遭追捕、通缉，先后到北京投奔未名社。
“未名四杰”及霍邱作家群的形成，既得益于外部环境的孕育，更在于自身的发奋。香港《大公报》上有一篇文章，特别赞赏“未名四杰”及霍邱作家群的“抱团精神”。这应该是他们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今天，叶集的文学创作后继有人，涌现了黄菊、黄圣凤、李艳、李静“四朵金花”。2009年11月这天的首发式就有黄圣凤的《野菊花的秋天》，李艳的《槐花如雪》，李静的《静观飞花》等3部新作问世。
会上，自有专家对“叶集现象”进行了精辟的讲演。我只是从行囊中取出了那本旧书，是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7月由未名社印行的“毛边书”。无疑，这在我的藏书中，是一本书龄最长、资格最老的书了。鲁迅对毛边书的解译是：“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削”，故为“毛边书”。鲁迅爱毛边书，自诩“毛边党”。
我在把此书打包前，将台静农1926年6月20日写的“序言”抄摘了下来，不然以后也难看到了：
我在最近的期间，约有一月功夫，能将这几年来一般人士对于鲁迅先生及其著作的观察、感想和批评搜集起来，这在我是一件很能慰心的事，因为我完成了我所愿意完成的一部分工作，虽然我并不知道别人对这件事的意见如何。
有一两文字，在我个人是觉得并非无意义的；还有国外的人（如法国罗曼罗兰对法文阿Q正传的评语，俄国某君致曹靖华的信，日本清水安三、及美国巴特勒特访问的谈话）本来都拟加入，后来都依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意见，一概中止了，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陈源教授的信。
我搜印这一本书，也并没什么深意：第一，只想爱读鲁迅先生作品的人藉此可以一时得到许多议论和记载，和自己意见相参照，或许更有意味些；第二，这里面有揄扬，有贬损，有谩骂，在同一的时代里，反映出批评者的不同的心来，展开在我们一般读批评文字的人的眼前，这是如何令人惊奇而又如何平淡的事呵！
最使我高兴的，是陈源教授骂鲁迅先生的那种“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我觉得，在现在的专爱微温，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激进的中国人中，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们只要一读《呐喊》和以后的其他作品，就可以看出作者也曾将这种精神不独用在《热风》和《华盖集》的一些短文里。小说中尤其表现得清楚。每个人物，在他的腕里，整个的原形就显现了，丝毫掩饰不住自己。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会后，所有的与会人员参观了叶集的“台静农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把这本书赠送给了“台静农纪念馆”。这本书放在这里比放在我的书橱里要好得多。我替这本书找到自己的“家”了。与会的朋友说，这本书现在在国内恐怕也很难找到了，也有的说，这本书对叶集的“台静农纪念馆”来说，可能算是一件“镇馆之宝”了。
在我，诚如台静农所说，只是“做了一件很能慰心的事”罢了。
（文：温跃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