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陈登科革命伴侣梁寿淦
乔延凤
合肥市寿春路342号，在一座二层红砖小楼的东头，今天在林立的新楼群中已显得既苍老又低矮。当我走进熟悉的大厅，见到从楼上蹒跚下来的梁寿淦老人时，我的双眼不觉湿润起来：以前每次到陈老家来，陈老和她爽朗的笑声犹在耳，今天只有她形单影只的一个人了。
梁老1927年生在江苏省盐城建湖县，和陈登科是《盐阜大众》时的战友：陈登科当报社记者，她当收发电报的报务员。从相知到相爱，他们于1949年7月在安庆结婚，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五十年。
铁骨红梅
在那间简朴的大厅里，梁老向我谈起那如烟的往事……
陈登科长期在淮北农村深入生活，1960年以省委工作队负责人身份，任亳县张集区委、公社、大队书记，构思、创作了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风雷》。这部小说从1960年5月在濉溪县龙湖村动笔写20万字，后转住宿县写成七十章（即第一部初稿），1963年由《人民文学》发表《风雷》1—6章，第7章起转在《安徽文学》12月号连载，1964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风雷》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成为当时社教干部必读书。也是这部书，使陈登科成了文革中安徽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饱受了种种磨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各大报纸以显著的标题对《风雷》大毒草进行批判，随之陈登科的厄运到来。
1967年11月2日，正在北京避难的陈登科，从来访的一名记者口中得知，江青已点了他的名，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陈登科送走记者朋友后，对梁寿淦说：“今天中午吃顿饺子吧！另外叫孩子们到街上买点什么菜，我要喝酒。”梁老知道是和孩子们喝告别酒，当时就流下泪来。当天中午，全家欢聚一堂，每个孩子都向他敬酒。当最小的孩子站起来与他碰杯时，梁老再也忍不住，躲进卫生间抹泪去了。她明白陈登科的用意：他是为了在孩子们心灵深处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爸爸不是坏人！以后，他将孩子们支使到动物园去玩，他们夫妻二人去逛大栅栏，走在前门大街上，梁老的步履很沉重，她知道生离死别就在眼前。当时合肥造反派已把人关在铁笼子里游街示众，批斗对象有的胡子被一根根拔掉，还有的被打成脑震荡，差点儿死掉……，想到这里，她又把头扭向一边，偷偷擦去要落下的泪。江青当时地位特殊，炙手可热，被她点了名，难道还有活路吗？深深了解陈登科的她，并没有被吓倒。当陈登科要她领着孩子们回他苏北老家，他一个人去合肥时，她坚定地说：“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要死，我们死在一块！”此后，陈登科在上海被捕入狱，关押长达五年之久。她被造反派抓起来拷打，送往安徽青阳县看守所。他们朋友的家也被一次次查抄。两年后，她被从看守所放出来，监督劳动。一个人住在县医院一间小屋，每天做勤杂工，挑水、洗床单，酷暑严冬也不停歇，长期浸泡腐蚀，一双手全烂了……
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陈登科在监狱备受折磨，患上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牙病，医疗部门三次下达病危通知，他硬是以顽强的毅力，从九死一生中活了过来。在狱中，他曾自己拔下被造反派打落后仅有的两颗牙，蘸着自己的血向党中央写信申诉，他在狱墙上用铁钉刻字述志：一时强弱在于势，千秋胜负在于理。他坚信党中央一定会给他昭雪平冤。
刘海粟老人曾赠他一幅画：铁一般的梅枝上，绽放着火一样的梅花，叫《铁骨红梅》。这不正是陈登科和他们这对革命伴侣的真实写照么？
那是1974年陈登科出狱不久，以治病为名到上海，偷偷遛进仍被造反派监管的刘海粟老人的寓所，两位离别多年的难友，述说离别情怀、各自遭遇，指点江山，开怀畅饮，刘海粟遂有此赠。
风雨相惜
陈登科是有泪不轻弹的铮铮铁汉，他对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一腔深情，从点点滴滴小事，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安徽新文艺的开拓者，长期担任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经常出差，常常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家。她后来担任省文联机关党委书记，还要操持有六个儿女的家。陈登科经常风趣地向人说：“我现在连个家长也没有混上！”透过话语，能够看出他对妻子的歉疚之情。
1978年8月，北京电影制片厂邀陈登科住北戴河一个月，写电影剧本《淝水大战》，由于忙，五十多天没理发，8月14日这天，老梁要来北戴河东山宾馆看他。他特地到街上理了发，容光焕发地迎接自己的妻子。虽然早就鬓发斑白，还像年轻人一样真挚、自然、一往情深！
1980年10月，陈登科住在北京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写稿，听说北京崇文医院新进口一台外国脑外科新式仪器，他马上想到老梁有头晕的毛病，就特地带她去作一次脑外科检查，直到检查后没有问题，他才放下心来。
1996年秋，陈登科便血不止，医生怀疑是癌症。所有的人都瞒着他，聪明绝顶的他怎能不觉察到呢？他沉默寡语了。这下急坏了梁老，除悉心照料他外，特别将女婿苏多多找来，布置个特殊“任务”：“你要多找他聊天，只要他开口说话就行！”他就这样处处想着他。
一棵大树
陈登科文革前就有《杜大嫂》、《活人塘》、《风雷》等名篇传世，1974年跨出狱门，又以惊人的毅力创作，到1982年，又完成200余万字作品：三部长篇、五部电影剧本、若干中篇小说和散文。1992年11月，长篇小说《三舍本传》出版，1993年1月完成《三舍本传》第二卷，1997年11月又赴深圳创作之家，写《三舍本传》第三卷。
陈登科为人豪爽，朋友很多，但他常说，“光靠豪爽不行，还要靠作品！”他为安徽文艺界留下一段流金岁月。他崇高的威望，来自他的阅历、人品、传奇人生，更来自他创作的沉甸甸的作品。
1979年，他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安徽省大型文学期刊《清明》，当时连办公室也没有，从组建编辑班子、租办公室，到确定编辑方针，约稿、编稿，解决纸张、印刷、发行……，倾注了他大量心血！从他留下的日记中，我们能够见到他那段时间的劬劳。1979年7月，他任主编的《清明》终于正式出版了，他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我清楚地记得，1982年夏天，在蚌埠的南山宾馆，他对我说：“要做一棵大树，独立支撑的大树，不跟风转，要有生活的目标和生活的原则。”他不就是安徽文坛上一棵参天的大树么？
这棵大树有光明磊落的宽广胸怀。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参加了对陈登科的批判，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复出后重新主持文联、作协工作，不计前嫌，当时许多群众对这些人有意见，他就做说服工作，总是说，某某人有才华，还是要让他出来写东西嘛！
韩美林是个有才华的画家，文革中，被下到淮南陶瓷厂，住在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陈登科重新工作后，爱惜这位人才，为此三次去淮南，找到任淮南市委书记的丁继哲同志，要求为韩美林平反，最后一次去后第二天，丁继哲就为韩美林平了反，后来又调韩美林到省美协工作，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公刘、韩瀚等作家、诗人，也是他在任时调入省文联来的。一时间，省文联又聚集起一批有影响、有才华的作家、诗人、编辑、艺术家，文艺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陈登科爱憎十分鲜明，有一次，我与他交谈，我向他说起我的父亲1941年时，任新四军镇句县一区区长，他顿时有了亲近感，就兴致勃勃向我讲起他亲自抓捕敌伪汉奸百余人、亲手刃杀六十余人的细节。说到关键处，他神采飞扬，眼睛都放着光，那英气豪情，使我终生难忘！
浩气长存
陈登科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坦然面对生与死。
1980年10月，获悉挚友赵丹不幸去世，他十分悲痛，14日，他还未来及赶去送行，赵丹的遗体已按照本人遗嘱火化了，不开追悼会。陈登科在这天日记中记道：“这是一个艺术家，为国家开创了一个新风尚，死就死了，有什么必要，兴师动众，开那个追悼会，更没有必要，把一具死尸摆在那里，让人们去瞻仰，我若死了，连火化的钱也不让花，挖一个坑，埋下去，上边栽一棵松树，不能肥田，长一株树也是好的，总之要对人民有点用处。”
陈登科走的十分突然，1998年10月21日早上，他卟通一声跌了一跤，当家里人闻声赶到，扶住他，已不能说话，他紧紧抓住小儿子的手不放，就这样一直送进医院急救室，抢救没有成功，就在这天上午6：30，他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其实，五十年前，陈登科就与死神有过一次照面。1949年1月，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中新华社就给支前分社一份电报，要陈登科到合肥去接收，建立合肥分社。合肥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他们沿津浦路南下，到了蚌埠，才知道合肥还没有解放，在蚌埠住了三天，得知合肥敌人逃跑了，他们在蚌埠找到一辆私商的卡车，开往合肥，公路全被敌人破坏了，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定远，正好遇上到合肥接收的黄岩，他率领三百多名干部，步行至定远县城时，碰到地委书记杨效春，杨效春尽地主之谊，在县城请他们吃饭，当然少不了也请陈登科一行新闻记者，吃完饭，黄岩、李广涛（曾任合肥市第一任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等人便搭他们的车。谁知出城十二里，车便从一座桥上翻下河，车上三十三人全部负伤。和陈登科同去合肥接收的《盐阜大众》的周军，游到河心捞起他时，一摸没气了，就扑到他身上大哭，七拍八拍，把泥团从口中拍了出来，又活了。那次，他从死神那里跑回来了。
这次，他是永远真的离开了我们。
去世后，千余名各界人士为他送行。那是我见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告别仪式。人们发自内心向这位人民的儿子、大作家表达最后的敬意，足见他影响之大，受到人们怎样的爱戴。
1982年，作家李准曾写一诗赠他：
“我爱陈老大，千锤百炼人。雄奇藏浑厚，磊落见天真。潇洒江边树，淡泊岭上云。何日携书剑，茅屋共结邻。”
陈登科的书剑之魂，浩然正气，将与世长存！他为省文联工作树立的风范，也正激励着后来者们，为党的文艺事业，不懈地努力奋斗。
梁老现由最小的儿子陪伴着生活，家中仍保持着陈老在世时养成的习惯：周末，儿女们都回家来团聚。
告别梁老时，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希望她多加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她微笑着，一直目送着我走出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