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中

    我是1959年3月12日那天来到安徽省文联的，工作被分配到编辑部评论组，这是我意料中的工作，也是我愿意干的工作。因为我虽然在五十年代初期搞过一段创作。但自从1952年调到《人民文学》工作以后，就一百担任评论组长，自己的业余写作也从创作转向理论批评，到安徽来理所当然地还要干老本行了。那时，我对安徽文艺界的情况一无所知，想找老同志打听吧，编辑部的老同志都在反右派斗争中打光了，什么主编、副主编、主任、组长什么的，都被拢进了所谓的戴岳反党集团，编辑部现有成员大多数也都是新来乍到。我只好依靠翻阅刊物报纸和向比我先来的同志打听一些见闻，来了解安徽文学界的情况。据我观察，那时安徽文学界的评论力量似乎比较薄弱。参与者人手不多，阵地窄小，活动甚少，还没有形成一支像样的理论批评队伍。面对此情，我一踏上岗位，便把眼光放在以刊物阵地为核心，逐步组织一支有活力的理论批评队伍上。除了继续联系已在省内评论界崭露头角者，更向省内几所文科高等院校、专业宣传文化部门进行广泛接触，通过组织、访谈、座谈、笔谈等多种方式，逐渐把联系面扩大，把刊物的评论版面扩大，把评论内容扩大，因而就自然而然地把理论批评的参与者扩大了，队伍也就算初步形成了。据我的体会，搞评论性活动要有一定的人员参加，而人们是否参与某项活动，首先在于拟定的话题是否切合实际和是否为大家所关注。再就是参与者的观点和文章要通过报刊传播出去，以造成社会影响和激励参与者的热情与信心。我是以刊物为核心开展理论批评活动的，所以首先必须把刊物的评论版面活跃起来，使评论篇幅不是应景应对的点缀，而是既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学术园地，加强评论的活泼性和严肃性的统一，令读者能够从较为轻松的阅读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为此，我们先后在版面上组织了笔谈《江南曲》、笔谈"短篇小说的凝炼"、笔谈抒情诗的时代精神、笔谈《还魂草》等几次规模较大、参与者比较多的讨论会，把更多的专业和业余的评论工作者团结到刊物周围，逐步把安徽的文艺理论批评活跃起来，使其创作共生共进，和谐发展。特别是关于《还魂草》的讨论，应当说那是安徽当代文学史上值得提及的一笔，也是安徽文学理论批评界。以高度严肃的态度体现学术争鸣精神，以高度热情关怀文艺创作现状的思想交锋。讨论中涉及的问题，远不只是对于《还魂草》一个作品的评价。而是涉及到文学创作本体性中的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还魂草》是我省已故作家江流同志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62年的《安徽文学》。故事的背景是叙述血吸虫流行区病患群众在解放前后两种不同的遭遇。一般同类题材的作品，大多是从阶级斗争的朝代变迁的视角，来开掘主题和刻画人物的。但 《还魂草》的作者，不但紧扣住了时代变迁给人物命运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还从人生的视角，从开掘人生、人情、人的心灵的角度，关注人物的生命意识，不仅真实而细腻地描绘女主人公杨丽鹃的情感世界，甚至还触及到她的性心理的冲动与搏击。小说的故事生动曲折，人物形象美丽动人，既有执着追求情爱的柔性美，又有敢于抗争封建宗族势力的刚性美，这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因为人性问题历来是创作实践和理论研讨中的主要禁区之一，所以《还魂草》的问世，立即在广大读者群体和文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随之而来的便是理论批评界则是围绕这个作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安徽文学》连续用三期版面，客观地刊载了支持者与批评者两种观点不同的文章，同时还组织了有创作界、批评界和读者共同参与的讨论会，把从书面到口头又从口头到书面的讨论。引到了比较深人的热潮。持批评态度的主要观点认为《还魂草》在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斗争过程中，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取代了阶级分析的立场，抹杀了阶级矛盾初阶级斗争，歪曲了社会生活本质，宣扬了活命哲学等等;持赞扬态度者则认为，作品高度真实地反映了血吸虫病患区域受灾群众在新旧社会的不同命运，热情沤歌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刻批判了旧时代的封建教法势力及其伦理道德观念，成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爱有恨的女主人公杨丽鹃，在思想和学术上深深打动了读者。这次讨论，持续的时间很长。参与的人员也相当多，尽管争论的双方观点截然对立，但大家基本上还都是坚持学术争鸣，思想交锋的态度，总体上仍是属于文艺批评阅的正常现象。而在一年以后发生的对《还魂草》围攻性大批判，则脱离了文艺批评的正常轨道，陷入了无理攻击与伤害人的境地。特别是由于在华东话剧观摩演出期间，那沙同志编剧的《这里也是战场》(原名《毒手》)，遭到柯庆施的粗暴干涉与批判，又带出那沙在省文联二届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被指责为"否定党的领导"，一时间便形成了省文联的《毒手》、《报告》、《还魂草》三大事件，随之便以整风名义对"三大问题"当事者展开了迫害性的大围攻，而且一直把它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在十年动乱的灾难岁月里，所有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全部被扼杀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四人帮"反动文艺路线及其帮派歪理邪说的喧嚣与鼓噪，同时配以对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迫害与攻击。安徽文艺界是深受其害的重灾区，除了对前述"三大事件"升级围剿，同时又对安徽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全部予以扼杀，而陈登科又因遭到江青公开点名诬陷，而使其长篇小说《风雷》受到了世所罕见的批判。1968年7月8目的《人民日报》。以《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纂党复辟的黑碑》为题，并加了大段编者按语，极尽捏造歪曲之能事，诬陷《风雷》是为篡党复辟树碑立传的大毒草，以后省内大报的两篇社论、十个版面的篇幅开展围剿，各种报章之公开批判文章之总合不下百万字，省内某领导人甚至主持召开全省广播大会声讨《风雷》，其批判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罪名之多，堪称文坛"珍闻" 。

    十年动乱结束后，文艺界特别是理论批评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也就是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歪曲了的、篡改了的、搅乱下的党的文艺方针、路线、政策和理论原则，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重新端正过来，恢复党的正确文艺方针路线的本来面目，彻底粉碎"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路线，彻底清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反动谬论在文艺领域里的流毒和影响。在这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安徽文学》杂志挺身而出，较早地站在斗争前线，再一次将理论批评界同志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刊物为阵地。集中人力和集体智慧，有组织、有规模、有层次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拨乱反正的理论斗争。早在1977年元月中旬，我们就召开了以批判“四人帮”所鼓吹的"根本任务论"为主旨的埋论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与争辩，产生了一个《座谈纪要》，推倒了"四人帮"的"三突出”理论根基的"根本任务论"。当时的文化部政策研究室非常重视这个信息，并派一个小组来皖调研，赞扬并支持我们的做法。同年3月我们又举行恢复现实主义原则，推倒所谓"黑八论"的理论座谈会;11月又举行了以推倒江青制订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为主旨的理论座谈会，又使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们举行这些座谈会的目的是，既要澄清理论是非，又要把拨乱反正的理论观点和事实依据公之于众，所以从1977年2月号起，《安徽文学》每期都要以显著地位和较大篇幅发表历次座谈会的《纪要》和相关的评论文章。如2月号发表了批判"根本任务论"和"黑线专政论"的多篇评论；3月号发表了批判"四人帮"阴谋文艺代表作《春苗》的文章；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问题座谈会长约万宇的会议综述，除正面阐述了现实主义原则并据理驳斥了制造所谓"黑八论"的荒谬邪说外，同时还对因坚持现实主义原则而被诬为"黑八论"当事人的理论家、作家冯雪峰、邵茎麟、秦兆阳、张光年等一批人士公开平反昭雪，这在地方刊物上是很少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倒江青炮制的《纪要》的理论交锋中，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较突出地显示了安徽文艺理论界的求实精神和理论勇气。这一时期的刊物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对“四人帮"的极左理论体系及其代表性创作（如《春苗》)代表刊物(如《朝霞》)进行了普遍揭、逐个批、童点打、破中立的有系统的批判，在拨乱反正中造成了一定声势，在全国文艺界发生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丁某些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在观念上和立足点上有很大混乱之处，如《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一文，便是沿用"四人帮"的极左论调来批判姚文元"亦步亦趋追随周扬"的右的面目，且把欧阳山、杨沫等一大批深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家拉进来陪同批判，便很可能造成某些思想混乱，我当即写出了 《一个注意的倾向》短文在《安徽文学》上发表出来，以澄清某些混乱思想和模糊意识。此文被当时评论界认为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内部争鸣的声音。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始终保持了支持在思想学术问题争鸣态势，如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及对若干有争议作品和言论的评论中，我们都在刊物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积极关注的态度参与全国性的讨论。

    理论批评倡导的思想解放，一面在解决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深化，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创作思想的活跃和创作实践的兴旺繁荣，使安徽的文学创作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突破与进步，涌现了一批与时代思潮相适应的优秀作品，如祝兴义的短篇小说《抱玉岩》、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楔的报告文学《热流》都获得全国性大奖;其它如肖马的中篇小说《钢挫将军》、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也都是属于当时全国性的名篇力作；诗歌在当时更有占尽风情之势，被誉为"井喷朝"，1981年的全国诗歌评奖，在全部获奖的三十五人中，安徽占了六人，其中有公刘的《仙人掌》、韩翰的《重量》、刘祖慈的《为高举和不举的手臂歌唱》、梁小斌的 《雪白的墙》、梁如云的 《湘江夜》、张万舒的《八万里风云录》等等。应当说这一时段是安徽当代文学史上辉煌时刻，是刊物最具活力的时刻，是出理论、出创作、出人才的珍贵历史时刻。这些成果的获得，是党中央发出的拨乱反正的号召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指引，是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的《祝辞》中，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全新论断，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和使命感，从而激发了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一次飞跃与突破。

    这一时段也是安徽文艺理论工作最具活力的时刻，通过拨乱反正活动中一次又一次的冲刺，极大的锻炼和提高了理论批评队伍的战斗力和学术水平，特别是从初期的揭批转入以正面理论建树来批驳"四人帮"歪理邪说，则要求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素质和思辩能力，以求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粉碎"四人帮"所鼓吹的形形色色的谬论。安徽的理论批评队伍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并日益走向成熟，因而他们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随时改变理论批评的关注重点。当一批义一批青年作家涌人文坛并取得良好成果后，理论批评家们便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他们为老作家喝彩，为新作家鼓劲，时时刻刻关注着文学创作的走向，也关注着文艺活动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

    当新时期文学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界出现了很大变化，文学思潮中的这个热那个热过去了，什么现代后现代的热浪也鼓得不怎么太高，而商业文化的兴起和形形色色、大众文化的日益兴旺，使得严肃文学的处境也日益艰难起来，理论批评的阵地急剧萎缩了，理论批评的声音沉寂了，参与理论批评活动的人也日益减少了。当今的严肃文学阵营、虽然仍有许多人坚守着精家园，但也有很多人已经或行将被商业文化收编与改造，他们把文艺界变成了娱乐圈，把作家变成了"枪手"，把文学创作的个人精神劳动变成了作坊型的生产线式的流水作业，把文学的美的品格以及它所追求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力量，转化为追逐片刻的感官快乐，把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异化为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利益趋动，把用心灵写作转化为身体写作，用时尚、流行、快捷等手段吞噬了文学的永恒精神，用求新求变切断了民族精神的传承。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文学被纳人文化产业趋势下，难以避免发生的，但这些现象消极面也非常迫切需要运用文艺理论批评的正确引导与匡正。当然文艺批评不能取代管理，不能用强制手段去规范什么，但它可以用有说服力的理论对某些文艺现象的正误、是非、优劣、高下提出中肯的评论，或者理直气壮地对某些不良现象、歪风恶习叫停。可惜的是，当下文坛恰恰出现了理论缺席、批评失语的状况，理论批评没能像以往那样发挥自己的能量。时下的媒体批评，充斥着为自己叫卖、为朋友吹嘘、为评选拉票、为圈里人助阵的炒作;学者批评虽富有学理和真知，但他们大多不肯直面当代文学面临的现实问题，难以使书斋学问与现实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鉴赏性批评虽有可读之处，但限于零言碎语难起发聋振馈之效，网络批评虽有快人快语的犀利锋芒，但多属于即兴而发的直观印象，而缺少深入的思考和求实的分析，故也不足担当理论批评界的重任。实事求是地说，安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绝大多数成员，仍心怀满腔热情期待着重整队伍，重振当年的奋进精神，为改革开放大业，为安徽文学事业的重新幌起，为文学新生代的成长与成熟，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潮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来安徽已有四十六年，长期与他(她)们相处，长期为他(她)们充当联络贯和服务员，深知他们是一支有思想、有学识、有活力、有闯劲的理论批评队伍，希望有关的领导部门对他(她)们给予更多的关怀与支持，为他(她)们提供更好的条件与机会，关注培养理论批评界新生代，使理论界和创作界密切合作，共创安徽文艺事业的美好未来。

    感谢安徽理论批评界老中青三代学人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感谢省文联为我提供为理论批评界服务的平台，我虽己年迈力衰，仍愿有生之年还在这个平台上以业余志愿者的身分为他(她)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