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渴望“有趣”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先锋作家，突然有一天不写小说了，而改行做了导演，一气拍了好几部颇具影响的电视剧，我很想知道，是什么缘故让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潘军：首先申明，不存在改行一说。我只是去做了一点别的事情。我曾经跟朋友讲，一个人，比如我，前半生一直在写作，写了很多的小说，出了几十本书，后半生又回过头来把其中一些小说改成了影视作品。这种生活应该十分有趣。我做影视，主要就是冲着这个“趣”字去的。我喜欢自己的生活，包括日常生活，都过得有趣。乏味的日子是很熬人的！
    当然，我自己很清楚，这种选择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觉得自己的小说创作很难再写出一个高度来，至少近期不行。最近一家出版社打算编一套十卷本的《潘军文集》，我自己抽检了一下，觉得自己作为作家的最好的阶段还是在2004年之前。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止步不前的人。既然自觉写不好了，那索性就暂时放下来，做别的去。我的兴趣还能使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和安排。假如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作为导演的才华也逐渐丧失了，那我就毅然不做导演了，再去想点别的事情干干，比如说，书画之类。总之，我是一个渴望随心所欲的人，我喜欢做充满悬念的事。
    记者：一些你的小说读者并不满意你做导演，你以后还有可能写小说吗？
    潘军：这些读者是真正喜欢我小说的，我谢谢他们，也接受他们的批评。但是现在又有很多观众问我，你最近拍什么电视剧了？我们等着看呢。看看，两难了。我也时常问问自己，还写小说吗？回答是要写的，但要等到我感觉能比以前写得好的时候才可动笔。
并不喜欢电视剧
    记者：从“谍战三部曲”——《五号特工组》、《海浪行动》、《惊天阴谋》之后，你又拍了哪些电视剧？
    潘军：还有两部，一部是个清装戏，类似《乔家大院》那种的宅门戏，叫《河洛康家》（又名《康百万》）；最近杀青的一部叫《粉墨》，写的是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的风雨沧桑。这两部戏今年都会与观众见面。应该比“谍战三部曲”更好看，因为有了人物。不过，创作者认为好的，观众也未必认为就好。
    记者：经常能从一些演员那里听到，说和你这样的导演合作很开心。他们对你很尊重，也很服气。
    潘军：我和演员的合作从来都是愉快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有名的或者无名的，都能合作。他们信赖我，也支持我。我的剧组，不会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导演，才能固然重要，但最大的才能不是自我表现，而是能把各个部门的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再统一到你的意志之下。这样工作效率就会很高。比如刚杀青的这部《粉墨》，31集，单组双机，60天就完活了。
    记者：有消息说，今年你准备转向电影了，能具体谈谈吗？
    潘军：对，我的电视剧生涯或许很快就结束了。说实话，我是一直不喜欢电视剧的，我曾经调侃说，电视剧是个痴呆儿，你不疼他不行，因为他是你的骨血，但是疼也白疼，他还是痴呆儿。其实我从1997年就开始自己动手拍电视剧了，一上手就是26集。那时就产生了厌倦，所以我想早点了结这个活，从今年开始转向电影。眼下已经分别和北京的华谊兄弟公司和唐德影视公司谈了两部电影，也是根据我的几个小说改编的。

      自编自导是优势

    记者：你一直都是自编自导？
    潘军：对，自编自导。这是我的优势。我不出卖自己的小说改编权，我也不拍别人的剧本。每年都有给我送剧本的，都被我以这样的方式谢绝了。我这样做比较干脆，不需要进行编剧与导演之间的没完没了的沟通，事实上这种沟通是挺麻烦的，编剧说，导演乱提意见，把我的本子弄坏了；导演说，这个编剧根本就不会写戏。其实是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我是以一个作家的底子去写剧本，又以一个导演的角度来加以控制，因此就很方便了，这个本子只要我认为行了，那就是行了。投资商从来就不会管的。
    记者：选择这个时候做电影，是基于国内电影市场回暖的判断吗？
    潘军：不，我不管市场的，那是投资人的事。我只是觉得现在可以做了。第一，几部电视剧做下来，证明了我作为一个导演的能力，让投资方明白你行。涉及到几千万投资的事，用嘴说不行，要做出来给人看。因此我是不需要四处去找投资的，会有人主动与你联系，给你钱。第二，几年的电视剧导演经历就算是热身吧，让你的团队和演员都认识到你这个人的能力。第三，我只做我内心的电影。

     追求表达的自由

    记者：什么是你所言的“内心的电影”？
    潘军：就是符合我自己心愿的电影，或者说，良心电影。在我这里，电影和电视剧最大的不同还不是剧作形式或者表现手段，更不是器材差别，这些都不重要的。而是在于，电视剧基本上是为大众奉献的东西，或者说是符合投资方要求的东西，而电影不是，电影对我首先是一种个人表达，这跟写小说是一致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我想要的那种，容不得掺杂杂念。
    记者：这与欧洲那种“作家电影”相似吗？
    潘军：有相似的地方。所谓“作家电影”让我感觉有点高高在上，而我希望的是平民化。我追求的是朴素、良心，我也一直把它看成是中国电影的前途。
    记者：这种电影你觉得会有市场吗？
    潘军：前些日子我跟华谊的老总王中军先生交谈过，我们希望未来的合作成果，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他对我说，这次华谊给我投5000万或者6000万，他们测算了一下，认为未来的票房过两亿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我对市场从来没有判断，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片子拍好。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在创作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自由，表达的自由。
艺术与商业是两码事
    记者：你会做一部商业片吗？
    潘军：我不会一上手就去拍一部商业片。有一家公司想让我为周杰伦拍一部投资过亿的电影，我谢绝了。投资商说这不是一部商业片啊，它讲的是“二战”背景下的爱情故事。可我还是认为，周杰伦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商业符号啊。
    记者：你是否对商业片有成见呢？
    潘军：也不能这么说，电影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好的商业片我也欣赏，但我不会做，或者说我做不过人家，都是理由。但是我十分清楚，艺术创作和商业运作是两码事，一部艺术电影和一部商业电影的制作流程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完全就是背道而驰的。艺术创作，无论是一首诗、一首曲子或者一幅画，最初都是由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出发，慢慢绽放开来。比如我的电影，首先必须是从我潘军的内心而出的，然后由我去影响到我的合作者，我的团队，最后齐心协力把它做出来，去影响广大的观众。而商业运作不是这样，艺术家首先是不会出场的，出场的是老板，他先得分析市场，看看今年哪些是能够卖出去的，哪些是卖不出去的，然后，再回头来让一些制作者填空。比如说那一年孙红雷因为《潜伏》大红，“小沈阳”因为春晚小品大红，闫妮因为《武林外传》大红，好，就将他们仨装进去吧，至于拍什么，不是很重要了。于是就有了一部《三枪拍案惊奇》，这就是商业运作。

      专业口碑更重要

    记者：姜文的《让子弹飞》你看了吗？
    潘军：回老家过年我专门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很热闹，也很刺激，但我觉得，其实这不是姜文自己的电影，而只是姜文送给大众的电影。
    记者：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潘军：要是从最后的结果看，商业电影最高的境界无非就是让人快乐，兴奋。但绝对不会打动人，更谈不上震撼人的心灵。然而，艺术电影是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如果达不到，就是你没有做好，而不会是观众看不明白。当然，也有一部优秀的电影会在各个方面兼顾得很好，比如《教父》，就是成功的范例。
    记者：你对自己将要做的第一部电影，心中的目标是什么？
    潘军：我希望能赢得一个好的专业口碑。让同行觉得，这电影还行，老潘还行，也就够了。如果观众喜欢，在票房上取得成绩，那自然更好了。就这点心气吧。

      应在全球框架内论高低

    记者：你对中国电影的现状怎么看？
    潘军：这个题目有点大，我看国产片极少，不好回答，只能谈点个人粗浅的感受吧。
我们衡量一部作品的高度，尺度应该是放在全球电影的框架里。米兰·昆德拉说过，一个作家如果只能写出让本民族读的书，那他是在犯罪，因为他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短视。同样，一个导演也不能只局限在狭小的民族空间里自娱自乐。为什么人家能拍出来《通天塔》？人家能拍出《生死朗读》和《贫民富翁》？这些电影都是人类的文明财产，而不会因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失去生命力。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部电影的成功，不应该是投资规模的大小，也不是明星多少，而在于创作者的良知和才华。巴西的电影《中央车站》投资不大，韩国的电影《八月照相馆》投资也不大，日本的电影《入殓师》投资还是不大，而台湾的电影《不能没有你》就更小了，为什么这些电影总能打动我们？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创作者的良心和才华的差异关系极大。

     有意打造哑巴影后

    记者：你打算做小投资的电影吗？
    潘军：计划中是有的。有一部叫做《后来》的本子，说的是一个农村哑巴姑娘的事，我喜欢这个故事，觉得它的形态符合那种“以小见大”的意味。我打算把这部电影的投资规模控制在1000万以内。我不会去找明星，甚至不会去找一张熟脸，我会选择那些不知名的好演员来完成。女主角我很想物色一位真正的残疾姑娘，没准一不留神还能打造出一个“哑巴影后”呢。
    记者：我在《作家》杂志上读到了你的电影文学剧本《重瞳——霸王自叙》，这应该也是你电影规划中的吧？
    潘军：这部电影因为投资规模会超过一亿，应该是在两年或者三年后才会启动。这么大的投资，当然要谨慎从事。这部电影是根据我本人的那部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剧本最大的魅力，是将话剧和电影做到了一个文本里，让话剧去展示电影中的人物内心。将来的影片，话剧里的项羽和电影里的项羽，是由同一个演员来完成，这一定十分有趣。其实这之前，我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霸王歌行》，已经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两年了，去年又到韩国、日本、埃及等国家演出，都很成功。

      尊重形式的纯粹性

    记者：你好像一直对话剧情有独钟？
    潘军：我对话剧是有情结的，最近，美国华盛顿的“黄河话剧团”也在演出我的另一部话剧《合同婚姻》，在当地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本人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再去做一部话剧。和我合作的演员，比如说，陈瑾、施京明等，都希望今后能在话剧上再次合作。
    记者：这“合适的时候”是指什么呢？
    潘军：至于什么时候去合适，要等到我考虑好，具体地说，就是你需要一种满意的形式。我做事有一个习惯，对自己信心不足的行当从不涉足，必须要等到我琢磨透了，那就立即动手。
    记者：最好的话剧应该是什么样的？
    潘军：我最近在北京看了田沁鑫的话剧《四世同堂》，我就觉得，在话剧舞台上说这些陈年旧事意思不大。或者说，这种题材不适合搬到话剧舞台上，话剧承载更多的应该还是思想吧，比如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比如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就是我心目中的优秀话剧。这是我的话剧观。
    记者：就是说特定的题材只属于特定的形式？
    潘军：我特别看重一种艺术形式的纯粹性，这种纯粹，用朴素的话语来说，就是不可替代性。这个题材，用什么形式表现最佳？小说的？话剧的？还是影视的？虽然彼此之间有互通的一面，但肯定各自有其的本性。强调这种本性的力量，那就是纯粹。
很多年前我写了一个叫做《地下》的话剧，写的是四个人因为一场地震被埋在地下生活三日的情形。有朋友就说，这个完全可以做成一部电影啊，可我觉得它更应该是话剧。为什么？因为这部话剧承载着思想和人文情怀，人们在地下思索着地上，在黑暗中思索着光明。而且，将来立于舞台，我希望它能成为话剧的《三岔口》——演员在“黑暗中”的那种表演一定是非常的迷人！

       计划拍戏曲艺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