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巢湖顺江向东北望去，有一块人文荟萃、风光无限的土地，那就是滁河流域的滁州。其下辖的天长与苏北毗连，已探入维扬文化圈中。
这一块地处皖东南的版图，四围与长江、淮河、山区、丘陵、平原多边交合，以其特殊的占位，酿造了文化的多彩品格。既金戈铁马，又书声朗朗；既一飞冲天，又苦难深重。游走于文化情态反差巨大的两极。
我对滁州的憧憬最初产生于韦应物的《滁州西涧》，虽然除标题外，全篇没有一字提及滁州，但它那优美、极富野趣的意境，却足以使少年的我对这个叫滁州的地方产生热切的向往。那一幅山野幽景时在眼前，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该诗列在《千家诗》的第27首，其云：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我特别不喜欢诗下的注解，说这首诗是表达“君子生不逢时”，“无人举而用之”。君子是“幽草”在野，小人是“黄鹂”在朝。脱俗的文字配了庸俗的解读，把本来荒美的画面、闲逸的情趣破坏殆尽。幽草生涧边，黄鹂鸣深树，晚来春潮，舟横野渡，这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多么诱人的意境啊！的确，当我第一次来到滁州，去登市西琅琊山时，尽管西涧已无迹可寻，但登山一路却正是在清丽的鸟鸣声中完成的。山路弯弯，两边深树莽莽，不知鸟在何处，但闻鸣声悠悠。当时心中就不断地涌出那句“蝉鸣林愈静，鸟啼山更悠”的古老诗句。下山途中，又恰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山寺中稍作延俄后，便雷歇雨去。我们沿原路而回，至山下，这才发现路边原本不起眼的沟壑现在竟水声喧哗，急流向前。这或许就是自然风光的诱人之处，即它的动态变化，它使你所观之景因时、境、情的变化而不同。因此，每次所得都是特别的、唯一的。这与《滁州西涧》描述的情景很有共同之处。而那个“注释”，则羼入了太多的世俗理解、太多的灰暗情绪，真的是太煞风景了。
关于这一点，还有许多名家名篇可资印证。梅尧臣《归云洞》有“云收雨歇草树湿，涧下流水空潺潺。”欧阳修《琅琊溪》有“空山雪消溪水涨，游客渡溪横古槎。不知溪源来远近，但见流出山中花。”这些诗句都描述了滁州景色的空灵、闲逸，描述了“春潮带雨”“晚来”尤“急”；“野渡无人”孤“舟自横”的意境。
滁州确是一个人文与风景统一而又双双富庶赢人的地方。陈琏在《滁州志序》中说它：“山川之清峻，城廓之宏丽，风俗之敦庞，名宦人物之奇瑰雄杰”，足冠一方。最著名的要算以《醉翁亭记》名扬天下的欧阳修和滁州醉翁亭了。
欧阳修在接近不惑之年时遭贬，“下放基层”做官，第一站即到滁州。分明是“不惑”，偏号“醉翁”。在琅琊山下，他修建了以此为名的“醉翁亭”，并作文记之。地因人盛，亭以文传。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名重一时的苏东坡为此文作书，遂以欧文苏字而成“双绝”。如此，亭以文而名炽，文以碑而价高，成为传世至宝。宋人葛立方说“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欧公之文得梅（梅尧臣曾有诗《寄题醉翁亭》）拟而愈重”。我还想补上一句：滁之山水、欧公之文得苏公之书复光之又光，重之又重也！
滁州治下的凤阳更是声名远扬，这主要是因了异质同构的两个事项。这两个事项都可以用一首大家均非常熟悉的歌谣来点出，那就是——
白云千里过长江，花鼓三通出凤阳。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里是否有当年整理民间文学时所带的阶级眼光，我无意深究。但颇以为其所点出的凤阳花鼓和明代朱氏江山的出现，无疑是丰富了滁州的文化含量的。它使滁州文化在韦（应物）、欧（阳修）、辛（弃疾）、苏（轼）、梅（尧臣）、吴（敬梓）（前三人曾守滁州，后一人就是滁州治下全椒人）等士大夫情调之外，又添了一种民间气和疆场感。因此，滁州文化作为皖江文化的一部分，就在士大夫的儒雅、民歌的酣畅和皇室宗族的豪奢中丰富起来。
凤阳花鼓实际上是“凤阳三花”的统称，分别是“凤阳花鼓戏”、“花鼓灯”和“凤阳花鼓（即‘双条鼓’）”。其共同特点是均以鼓作节奏控制、作音响渲染、作表演载体，这三者向三个方向发展，分别归于戏曲、舞蹈和曲艺。平时作自娱自乐，荒岁则为乞食谋生之手段。由于它形式简单，故可“身背花鼓走四方”。
在这种游走中，传播了花鼓和滁州文化。说“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其意可能也带有明怨暗炫的意思，即告诉别人，我是凤阳人，是朱皇帝的同乡，灾荒只是偶然。于是，人们便对这个出了皇帝的地方，对这些“皇帝的同乡”另眼相看。凤阳、滁州，便在花鼓声中不胫而走。需要指出的是，有清一代出于对明统治的否定，人为渲染和放大了所谓“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哀怨，这在后来的岁月里，也确实干扰了人们对滁州美的正常判断。
其实，凤阳的贫穷是一贯的，因为那里的灾害太多。正因如此，朱元璋才起义造反，他在自撰《龙兴寺碑文》中说，蝗旱灾年，出家为僧。“寺罢僧饭，师长勿济”，不得不“从雄倡义旅”，终于“息群雄，即帝位，统寰宇”。
朱元璋贫寒出身，又做过僧人，受正统文化的教化远不及民间文化多。所以他说话做事，大有破除腐儒，提倡直白之风致。
他曾是龙兴寺和尚，坐天下后，对毁于兵乱的宗寺却因“恐伤民资”而暂抑重建之心。有人建议为他在家乡的皇陵增加编制，他说：“不与他”，“吏多生事害人”，“好人家子孙，做了吏便害民”。他还下诏：“你陵里有甚么大事！祭祀止轮一遭，将的猪来，祭了，吃了猪去；将的羊来，祭了，吃了羊去。钦此。”如此修辞语法，白话言语出自朝廷公文、皇帝之口，其变化文风之作用，诚可想见。有人戏称，这是“白话圣旨”。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出自翰林硕儒危素之手的皇陵碑文“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竟亲自捉刀改写。不仅直述自己贫苦身世，而且，还力避文字浮华。文风直白，朴质坦荡。请看开篇这几句：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七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再看他数谒皇陵后作的《思亲歌》，文字更是直白得可爱：
苑种高树枝叶（谒）云，上有慈鸟乳雏勤。
雏翎少乾（干）呼教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 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翎羽硬， 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双紧相随， 雏知返哺天性真。
他以雏自喻，详细描述了母鸟哺养幼雏并教其飞翔的情景，表达了雏鸟要展翅高飞以报达养育之恩的冲天豪情。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诗就是多么了不起的好诗，其文字上的粗糙显而易见。我只是觉得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的这些作为本身就是对一种大众化的贫民文化的张扬，这在中华主流文化中是十分难得的。后世的全椒人吴敬梓正是把这种贫民意识与士大夫的酸楚以及官场文化的腐朽搅拌在一块儿，推出了他的不朽名篇《儒林外史》，这不能不说是极具贫民情怀的滁州人和丰富多彩的滁州文化的杰出贡献！我甚至以为，明中期以后中国文艺的贫民化思潮、清代花部地方戏的崛起，均或多或少都与滁州的这个农民皇帝的作为和趣味有关。其确曾力推高明的《琵琶记》传奇，说它“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身为朱氏皇族的朱权、朱有燉甚至还躬践排场，作剧著书，调和琴瑟，遂将中国戏剧推上主流文化的地位……数百年之后，凤阳农民的大包干壮举不也就是这种闪烁着民本主义精神光华的贫民情怀的升华吗？
滁州的雅与俗是那样的交融互通；滁州的悲与喜是那样的一体相牵，它那不张扬的美，像一块姜值得我们静静咀嚼。
我为安徽骄傲，我为滁州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