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黄叶村先生（1911-1987）逝世20周年。为纪念这位人亡业显的优秀艺术家，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黄叶村》，有关部门7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画集首发式暨黄叶村绘画艺术研讨会。9月初，省政协、省文联、省美协、省书协等单位又在风光秀丽的亚明艺术馆联合举办《中国近现代名家黄叶村书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颇获好评。我虽然赴香港参加"旧体文学国际研讨会"，时间上与展览有冲突，但还是赶回来在展览闭幕当天的下午，零距离再次感受了黄叶村原作的艺术魅力。在展览厅里，与诗人刘祖慈邂逅，他说前天已来看过一上午，这是第二次再来。还遇到几位画家，也说是第二次、有的甚至是第三次再来了。
对比黄叶村的生前和死后，前者落魄与后者荣耀，实如冰火两重天。他是继陈子庄（1913－1976）、黄秋园（1914－1979）之后，第三位生前困顿湮没，死后备受推崇的艺术名家。他们三位都诞生于上世纪初，在内忧外患中度过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又在无谓的斗争风雨中消磨了宝贵的中年岁月，正当新时期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时，这三位饱经坎坷的艺术家，却又令人遗憾地相继离开人世。他们毕生艰辛，却对艺术孜孜以求；他们走向了成功，却未能尽享成功所带来的喜悦；他们让人唏嘘叹息，更令人由衷赞赏、肃然起敬！
黄叶村先生原名黄厚甫，号竹痴老人，1911年生于芜湖市鲁港镇。由于家庭贫穷，他只读完小学就进布店当学徒，亦曾靠买油条、做小生意糊口。他的父亲初通文墨，喜书画，善裱画。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临池画画不缀，并多方求教，打下了较为扎实写实基本功，25岁时当上了小学图画教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燃烧到芜湖及周边地区，他为避战乱辗转流寓到皖南山区。1939年在歙县西溪南中学任教时，他有缘与徽州望族汪氏家人结识，得到当时著名画家汪采白之父汪福熙先生的亲琢，并得以欣赏和临摹新安画派诸多名家的真迹。从芜湖到皖南山区，自古商贾兴旺，文化繁荣。在绘画方面，以渐江为代表的新安画派、以萧云从为代表的姑熟画派等，名家辈出，繁盛一时。黄叶村生活在这样画风和文风盛行一方水土之中，加上黄山等皖南秀丽自然山川的熏陶，他青年时代就养成了纯正的画品和人品，更铸就了对艺术矢志不渝、穷且益坚的精神品格。
如果说，流落皖南是他一生中生活相对稳定、艺术进步较快的美好的岁月，那么，建国后的30余年里他则境遇坎坷、穷愁困顿，生活艰难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他的学生汪友农曾记下1965年到芜湖市新家巷贫民区拜访老师家的情景："躬身进屋，眼前惨状令人惊愕！老师一家两代七口人挤在不到八平方的芦席篱笆墙的草棚中，草棚没有窗户，外面下雨，里面漏水，阴暗潮湿，破烂不堪。1962年老师所在的怀宁师范停办，他退职回到芜湖，就一直住在这里。老师在邮局门口代写书信，师母帮人家洗衣服干杂活，他们艰难地过着有早餐无晚餐的日子。老师夫妇俩有四女一男五个孩子。长女考上大学，全靠自己寒暑假做苦工挣点钱维持学业。二女儿养不活送给了人家，两个小女儿念不起书，在家捡破难。唯一的儿子因痔疮开刀感染无钱治疗，在家卧床四年去世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常人难以忍受的困境中，黄叶村却以极大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对艺术执著追求。汪友农曾回忆说：“我第一次去他家时，只见他专注地在练习书法，写完大字又奏刀治印，几方极普通的印石刻了磨，磨了又刻。家里没有饭桌，就用学生送他的一块四平方尺的三合板架在方凳上当画案。”“‘文革’中，安徽省革委会一领导在《安徽日报》上批判我的老师说：‘芜湖有个黑画家，穿着一身黑衣服，躲在黑屋子里画着黑画……’我看了报纸，忙赶到他家安慰，他却送我一幅‘能受天难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的对联。油灯前他照旧握刀治印，棚檐下依然挥毫作画，似玩似唱，醉意忘忧。”黄叶村先生既没有进过任何美术院校，也未曾旅居京沪等地拜名家为师，他的国画功底何以如此深厚，格调何以如此超凡脱俗？从这里我们似可以找到答案。
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黄叶村先生的生活条件开始得到改善，其绘画艺术成就也逐步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他被芜湖市文联聘为专职画家、被省美协吸收为会员，并被任命为省文史馆馆员、增补为芜湖市六届政协委员、省政协也聘他为政协书画室画师。这一时期，他虽然已入垂暮之年，但如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精神振奋，焕发出蓬勃生机。他数次登黄山、上九华，远游三峡、奔走桂林，以毕生勤学苦练而得来才华和技艺，描绘大自然的无限造化，倾吐时代风云的心灵感受，创作了许多精品力作，达到自己一生的艺术顶峰。可惜的是，这段好日子太短了，正当他形成自己个人画风，艺术上日臻成熟，显露一代大家端倪，向更高艺术高峰攀登时，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若天假以年，他必将给我们留下更多更加精彩的艺术瑰宝。思之不禁让人感慨万分！
黄叶村先生的国画艺术，主要在山水、花鸟两方面成就突出。他的山水既较好地继承了传统，又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尝试在山水画中表现新时代的新生活，如《乡村常年闲人少，菜麦丰收积肥忙》（1958）、《医疗队到山村》（1965）、《把毛竹运到工地去》（1965）等作品，都明显体现了这种努力。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并没有为了表现新的生活内容而使自然山川受到破坏，相反，由于较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山水因有新生活的点缀而更显生机盎然。新时期以后的山水画，越发突显出他的个性色彩。他笔下的山水，不是传统山水的简单翻版，也不是自然山水的直接临摹；而是既融会传统山水画之理，又搜自然造化之美，广取博纳而形成的“胸中丘壑”。他的山水画，有的润含春雨，有的干裂秋风，有的简笔萧疏，有的浑厚华滋，从构图到笔墨，既变化多端，又有明显的总体特点，这就是收放自如、功力深厚。
山水画十分讲究气象、意境，这除了需要学问、修养的陶冶外，还需要“乘兴”、“澄心”。尽管黄叶村一生境遇坎坷，命蹇时乖，但他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和坚韧的毅力对待生活的不公。他晚年常说："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还多；学问休说我胜于人，胜于我者甚众。"正是有了这种博大的胸襟和豁达的情怀，他的山水画不论是巨幅还是斗方，不论是群峦叠嶂还是山涧一角，总是丘壑竞秀，草木丰美，处处洋溢勃勃生机，而没有丝毫凋敝、凄凉、枯寂的情调。当然，他的不同作品，自有不同格局和不同风貌，但又都笼罩在和谐愉悦和积极向上的氛围之中。从这里，我们可以体悟到画家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审美理想，更可以感受到他置生活的艰辛于不顾，而在自己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悦人悦己、沉醉逍遥的生命状态。
如果说，黄叶村的山水以气势和意境胜，那么，他的花鸟则以灵动和情趣胜。他的花鸟画路子很宽，花卉如牡丹、紫藤、墨菊，草木如芭蕉、柳枝、兰草，鸟虫如八哥、老鹰、紫燕，蔬果如青菜、萝卜、丝瓜及家禽鸡鸭鹅鱼等等，莫不入画，且都画得天真烂漫，生动可爱。花鸟一道，本非徒弄香草，而与诗骚传统相契。《宣和画谱》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兴衰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他的花鸟画属写意一路，多率兴而发，肆意挥洒，随物赋形，墨色淋漓，体现出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能力和敏锐表现能力，更寄寓着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情怀和审美理想。他的花鸟作品重整体构图，尚气势韵律，笔墨、设色、题款、钤印等均讲究轻重疏密之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然，由于晚年求画者太多，不堪重负之下，他也有不少随意草率之作，这些自然不在此论之列。
谈黄叶村先生的花鸟画，不能不谈他的墨竹。这不仅因为他有"江南一枝竹"之誉，还因为竹彰显了他的人格精神，也最为显突地表现了他作为国画家的深厚笔墨功力。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比德”传统，孔子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种传统的具体体现。中国画家画竹，主要是以竹比人，或者说以人喻竹。竹子瘦硬坚挺、不畏风雪、经冬不凋、洁净不垢的特点，都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品格。黄叶村爱画竹，亦爱题"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空处更虚心"，最能反映他画竹的用心和情怀。
中国画讲究“书画同源”，注重以书法入画，注重在简洁抽象的笔墨线条中表现丰富的意趣。黄叶村十分认同这一点，他说：“写意国画，点线特深奥，点线的好坏，从某种意义上讲，又决定画的生命长短。点线基础不牢，意境无从谈起”。他笔下的竹，或新篁、或老枝，或浓密、或萧疏，看似随意勾勒，寥寥数笔，却包含了构图、比例、点线、黑白、浓淡、节奏、速度、力度等种种形式因素和艺术辩证关系。画家一出手，就无可遮掩地把自己的艺术素养、学问功底、悟性感觉、笔墨技巧等等摆到纸上，因而最能显示一个画家的水准。黄叶村先生的画竹佳品，往往能做到笔笔精到，瘦而不枯，劲而不狂，疏简而丰茂，雄放而秀润，可谓风神俊朗，别具感人魅力。时下，几乎所有论者都认为他的山水成就高于花鸟，其实在我看来，他的花鸟特别是画竹的成就远胜于山水。现当代画家中，画山水画出自己特色，成就和影响超出黄叶村先生者，可举说一大串响亮的名子；但画竹形成自己特色且成就和影响超出黄叶村先生者，则寥若晨星，起码就笔者的见识而言，目前尚难寻觅。
黄叶村先生走的是借古开今，最终化古为我的艺术道路。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传统，从新安画派的山水格调，上溯宋元诸家的气势意境；从吴镇的沉雄劲爽，到髡残的点线荒率；从齐白石的笔精墨妙，到黄宾虹的浑厚华滋，他都有所继承有所吸收。他重传统更重造化，在困难的条件下总是力所能及地到各地写生，以娴熟的笔墨讴歌时代、表现生活，未刻意标新领异，却不乏新意和生机，为传统中国画在新时代的承传和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黄叶村的人生经历让人感慨万千，他的艺术道路更给人许多启示。 钱念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