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及其人道主义内涵
一
我在《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一文中说：“读了《活着》，再读《许三观卖血记》，发现这是另一部《活着》。”如果我说《男人立正》也是另一部《活着》，①凭我对许春樵的了解，他一准不乐意接受。但是我要说，读了《男人立正》，感觉它就是另一部《活着》。
三部小说都是关于民间中国社会底层的卑微者——普通百姓在苦难和厄运中如何生存、如何“活着”的故事。
《活着》是一个名叫福贵的乡间老人对其苦难一生的叙述，在近四十年间，他经受了人间的大苦大悲，亲历了一家四代所有亲人的死亡，是一个命运极其悲惨的人。他是乡间徐家的阔少爷，自幼顽劣，无德无信，长大后，整日沉溺于嫖娼与恶赌之中，终于将祖产祖业输得干干净净，父亲为之气急攻心从粪缸上掉下来摔死。从此，他痛改前非，安分守己，但苦难、厄运和死亡像瘟神一样紧紧地纠缠着他：先是母亲病死，接着是儿子有庆被医院抽血过多而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致死，女婿二喜遇难横死，小外孙苦根吃豆子被撑死。一个个亲人相继先他而去，他却依然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越活越超脱、越通达。
《许三观卖血记》叙写一个身份卑微、名叫许三观的丝厂送茧工被迫以卖血抗争苦难而凄惨地“活着”的故事。每当他及全家遭遇苦难和厄运的袭击而难以挺过去时，卖血就成为他惟一的拯救之策，用卖血来救难。血卖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稀，越来越少，尤其是后九次卖血，是在二三个月内发生的，卖血的间隔越来越短，最后短到只有三四天。这样卖命式的卖血就成为许三观及全家最重要的生存方式，活下来的惟一的拯救之路。最终，卖血与活着在许三观的意识中相互置换、相互重叠了。
《男人立正》仿佛是将《活着》中无所不在的由“隐形上帝”操纵的“厄运”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一步不离地紧追许三观并将其推向绝境的“苦难”合而为一了，叙写下岗工人陈道生为救女儿而筹集巨资，又为还债而残酷地“变卖自已”，进而自我拯救的故事。
这实在是另一部《活着》。在这部叙写“活着”的故事里，人物的生活轨迹依旧，命运依旧，可人性的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小说的主角陈道生像《活着》中的福贵一样，也是一个屡遭厄运袭击、倒霉透顶之人：人到中年偏偏被工厂下岗，尽管他多年来一直是双河机械厂的优秀工人，市劳动模范；下岗后给欧亚公司打工，因不能与商场上的流弊合谋而惹了许多纰漏，只好辞职；借钱开服装店，由于他坚决不卖假名牌，不干缺德事，服装店在亏损中坚持一年多就倒闭了；女儿陈小莉吸毒贩毒，又为吸毒卖淫被逮捕；为了救女儿，他听从好友刘思昌的建议，向三圣街三百多户人家借来30万块钱，没想到这是刘思昌为他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骗局，钱一到刘思昌手里，人和钱就消失了，陈道生由此陷入了绝境。
这时的陈道生处在两难之境，法院开庭审判女儿小莉的日子在即，律师忠告他，最好在开庭之前为女儿搜集到无罪或减罪的证据，而他此时心里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还街坊们的钱。在他看来，两者都重要，但还钱更重要，街坊们的钱比小莉的判刑重要得多。从此，陈道生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艰苦悲凉的卖命还钱的历程。这八年，他卖过糖葫芦，卖过血，到医院当过男护工；代医生照看病人出了事故被开除后，又到快件公司送货；无奈之下，他还到火葬场当过背尸工，遭受过死者家属的侮辱；他甚至还决定卖肾还钱，因不符合移植条件而落空；后来，他在农民企业家的表弟的开导与帮助下，到乡下养猪三年，终于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不幸的是，还清了债务的陈道生被查出胃癌晚期扩散，一个星期后就去世了。他把他的善良诚实留给了大家，然后带着尊严离开了人间。
然而，三部看似都是关于卑微者如何“活着”的故事，其蕴含的思想及人性内容是有差异的，各自具有独特意义。所不同者，《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蕴含着中国人世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智慧，其乡土民间叙事均通向深度的人道主义。二者之区别，《活着》是命运变奏曲，面对苦难和死亡的威逼，柔弱的福贵取隐忍抵抗的方式，在生与死的命运冲突中，最终是“活着”战胜“死亡”，具有形而上的生命哲学的意味，其意义和价值，在于从苦难和死亡的叙写中突出生命精神，用人道主义接通生命存在的意义。《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变奏曲，它的意义在于用“卖血”来丈量苦难的长度、强度，以此考量许三观承受苦难、抗争苦难的力度，终于伦理人道主义，具有形而下的生活哲学的韵味。
《男人立正》所写的“活着”的故事，其蕴含的思想和人性精神显然不在活着本身，它也写了陈道生抗争苦难、抗争命运的坚韧顽强，但它的思想和人性精神的走向明显在彼不在此，那么，它的创获究竟在哪里呢？
二
《男人立正》出示的第一个最直接最显在的命题，显然是“承诺守信”的道德命题。我相信相当多的读者在读了这部小说后的第一个判断，会直接地落在“诚信”上。
诚信确实是《男人立正》出示的伦理思想之一，不过，它却是从社会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的视角入题的。小说叙写的故事发生在1994－2003年的双河市三圣街。1994年的双河市如同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所概括的那样，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特征：
1994年秋天双河市到处走动着比夏天更加烦躁不安的步子，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喝多了酒的醉鬼，面红耳赤，逻辑混乱，被酒精勾兑起来的欲望和野心在活蹦乱跳的霓虹灯光煽动下肆无忌惮，歌馆酒楼舞厅迪吧洗脚屋美容院流行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到城市的每一个缝隙中，与此同时，《一无所有》、《跟着感觉着》、《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之类的毫无理性的歌声灌满了酒气熏天的大街小巷，城市的夜晚流淌着一种变质酸奶的气息。
夜晚的黑暗已经完全掩盖了城市的真相，灯红酒绿的绚丽装饰着阴险而龌龊的动机，在那些醉生梦死的表情背后，大多数人都愿意不计后果地活着，部分怀揣着恐怖主义勇气的男女们走进了歌馆酒楼舞厅迪吧洗脚屋美容院，他们在不同性质音乐的刺激或安慰下，目光与灯光一样暧昧，数钱的姿态仓促而果断，假皮鞋、假服装、假烟酒、假钢材、假钞票、假汽车、假人参、假文物、假税票在这些欲壑难填的背景中真实的成交，成交之后，他们握手拥抱，然后开始跳真舞，赌真钱，吃真摇头丸，买真避孕套，来真的卖淫嫖娼，这种有罪的繁荣和糜烂的物质快感如同服用了过量的性药一般，使城市夜晚和城市媒体在一种假象的膨胀中虚妄地狂欢，并因此加速了堕落与崩溃的步伐。
这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时代不讲信用，诚信普遍缺失，而败坏社会道德风气的坑蒙拐骗反而成为时尚。三圣街上，“卖假的就是卖真的，卖真的反而相当于卖假的。”道德失去了它严肃的规约性，而不道德却合法化了。于是，理直气壮地卖假“世界名牌”的小老板们一个个迅速地变成了大款，而坚持卖真货不卖假货的陈道生却连连亏损，弄得自已一贫如洗；一向慷慨仗义的刘思昌贩毒，被道上的朋友骗得倾家荡产后，转过来又骗最好的朋友陈道生；蛮横强悍、心狠手辣的周挺放高利贷为生，到头来被广东一位老板不声不响地骗走十年的心血，还欠下十万块钱的债；假币贩子郭文达自称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人员，竟然骗过了许多人，致使他的犯罪活动屡屡得手；就连憨厚诚实的王大昌业务做大后，居然在外边也包养了一个女人……
许春樵要表现的，是社会群体的诚信缺失与个人坚守诚信之间构成的冲突在伦理学、社会学上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小说中坚守诚信的人，不是掌控着权力的立法者、被奉为上宾的港商和让人羡慕的企业家，而是卑微的小人物陈道生，以及像陈道生一样卑微的居住在三圣街的那些普通百姓。
三圣街的百姓们如同陈道生居住的76号大杂院，多是下岗工人和做小生意的穷人，他们无条件的借钱给陈道生，是因为陈道生为人厚道，人缘极好，他们都信任他。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情他，愿意倾其所有帮助陈道生救出犯罪的小莉。中国民间对待那些受屈辱的人、堕落的人，甚至是犯罪的人，通常不是取决于国家的法律原则，而是取决于纯朴的人性同情，这就是他们能够原谅犯罪的小莉，并伸出援手的原因。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当他们得知陈道生被刘思昌所骗的真相后，说得最多的，不是逼陈道生还钱，而是劝他不要寻短见，“只要不上吊，钱可以不要了。”他们是这么说的，竟然也是这么做的，自此，谁也没有有意地为难过陈道生。
而陈道生并未因此而装傻，街坊们的仁义大度更坚定了他还钱的决心，他向街坊们承诺：“刘思昌能把钱还给我更好，不还给我我也绝不装孬赖账，我陈道生再也不寻短见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挣一分钱还一分钱。”“只要我活着，当牛做马，一分钱也不少还。”心有诚意，必有信语善行，从此，他玩命般地挣钱，干最苦最累的活，终于用八年的时间，耗尽了生命之力而信守了一个承诺。
由此可以这么说，陈道生是卑微的，又是伟大的。卑微者，身份地位也；伟大者，人格精神也。不说卑微者必伟大，至少可以说卑微者也伟大。
突然想起小说的名字，好多天以来，我一直对这个名字不以为然，没想到写到这里时才真正品出它的味道和喻意。“男人立正”，即男人要正直做人，说的是陈道生，意指的又岂止是男人，它分明指人人都要诚信正直做人。对于当今社会，这无疑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名字及其出示的诚信命题倒是天衣无缝地吻合了。
三
诚信虽然是一个大命题，但它毕竟是一个一般意义的道德命题，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已经对它作了连篇累牍的叙写，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许春樵的目的，显然是要从一般意义的道德命题进入更深层次的人性命题，探寻并表现人性觉悟与人性升华的路径及其丰富性。研读作品，不难发现这人性的命题，便是“赎罪－报恩”。
因欠了邻居们30万块钱，陈道生心中有一种深重的犯罪感，觉得对不起大家，连累了大家。在他人都不归罪于他的处境中，陈道生居然还能清醒地产生“自我归罪”意识，正是人性觉醒的开始。
自我归罪就要赎罪，通常情况下，赎罪是以忏悔方式来实现的，确切地说，是以忏悔意识的产生并跟进忏悔行为来实现的。忏悔是对自已所犯的错误或罪行表示悔过，请求宽恕。也就是说，忏悔的目的是赎罪，但《男人立正》中的陈道生无须对他的所作所为——借钱救小莉，以及借钱本身这件事赎罪，这就决定了他的赎罪不是忏悔式的，而是报恩式的；报恩的惟一方式是还钱。
陈道生之所以要真心诚意地报恩邻居们，是因为像他一样贫苦的邻居们在他有难之际均伸出了无私的援手，奉献出了一份善心，且不要他任何回报。这份超功利超世俗的纯粹出于爱与善的情感让他承受不起，无论如何也要报答，而报答的方式就是还钱。他一再向邻居们表白：“我对不起你们，我欠你们最多的不是钱，而是恩，所以你们相信我，钱没还尽，恩没报答。”甚至在他还清了全部债务，然后在酒店宴请三圣街三百多位债主时，他仍然含泪感谢大家对他情深似海，义重如山，“你们都是我的恩人，我还清了钱，但还不了恩，我只能备几杯酒，敬你们，敬我的恩人”。
许春樵对陈道生的人性精神做这种人道主义的开掘，无疑是受到了以托尔斯泰和陀思托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不过要强调的是，俄罗斯文学中的赎罪式的忏悔是灵魂拷问式的，它源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因而具有神性的崇高与伟大。我愿意将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评论移过来，以说明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理解：“俄罗斯文学的精神里灌注着高贵而伟大的气质，长于人性的深度揭示，并使其在现实层面通过苦难的体验或心灵的忏悔而通向伦理人道主义，继而在精神层面通向宗教人道主义。”②人道主义是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别尔嘉耶夫说：“人性毕竟是俄罗斯具有的特征，人性是俄罗斯思想之最高显现。”③它通常包含从人性觉醒或人性发现到人性升华再到自我拯救、人格完成或人性崇高的三个过程，经典之作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
忏悔源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以基督教教义为最高道德原则的民族，只有与之相适合的世俗道德才能存在，才有意义。中国是伦理社会，它的世俗性与以上帝为最高存在的民族、国家的区别在于，任何宗教，只有在符合并满足世俗伦理道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才有意义，所以中国没有宗教式的原罪意识。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其赎罪是世俗性的悔过、认错，就事论事，受现实的伦理道德规约，在对与错中作价值选择，缺乏震撼人心的灵魂拷问。即使有，也是简陋浮浅的，不是缺少人性升华的第二个环节——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缺少这个环节，就是攀登不上自我拯救、人格完成或人性崇高的第三个环节，或者整体浅显简单进入不了博大深厚的境界。中国当代很难出现像托尔斯泰和陀思托耶夫斯基这样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除了现实的诸多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普遍缺少托尔斯泰和陀思托耶夫斯基那种博大的人性精神和崇高的人道主义襟怀。还有一个更最重要的艺术标准，那就是：当我们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雨果、哈代、梅里美、马尔克斯等伟大作家的代表作时，觉得他们不是用文字、用技巧，甚至也不是用思想、用理性在写作，而是用灵魂、用生命在写作。
我以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莫过于用灵魂、用生命写作。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应该看到自已的差距。考量中国的当代作家，发现他们并不缺乏思想、情感、技巧，甚至也不缺乏现代观念和生活体验，惟独缺乏的就是这种最致命的用灵魂、用生命写作的境界。
必须说明，我是在理想人道主义或审美人道主义的语境中比较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深知在经过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及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对神圣、崇高、伟大作了摧毁性的消解之后，再要求文学回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那里，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但20世纪文学，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不过，它们更多是从反人道的现实处境中叙写被压抑的人道主义。不可否认，这种人道主义缺乏从正面直接进入人道主义深远世界的主动性，多止于思辨批判。而近几十年出现在西方文学、近十多年悄然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俗人道主义思潮，在神性人道主义止步的地方，从世俗人性的层面开拓了人道主义新境界，表现极度生存状态下人对生命的关爱，极端处境中人性的力量，恢复人的尊严，崇尚人自身蕴涵的生命精神，西方当代作品如德国作家蒂洛·蒂尔克的长篇小说《奥斯威辛的爱情》、获电影奥斯卡奖的《美丽人生》、《辛德勒的名单》（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拯救大兵瑞恩》、《钢琴家》（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等作品；还有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代表作《命运无常》（又译为《无形的命运》）、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著名作家库切的《耻》等作品。中国当代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白豆》、《母亲和我们》、《生命通道》等作品。它们已经从新写实小说初期的作品叙写普通百姓的灰色人生、无奈的生活、低调的情感的生存状态中走出来，从人性中提取人物关爱生命和自救自尊的力量。《男人立正》也是这一路的作品
四
许春樵是一位具有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又具有现代思想意识和许多想法的作家，包括这部《男人立正》在内，他已经发表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和几十部（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多为上乘之作，是一位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家。但他还未完全进入用灵魂用生命写作的境界，我总认为他以前的写作有时过于理性化，与现实问题也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文学被现实问题纠缠得太紧，有碍文学的提升，对创作绝对不是个好兆头。
《男人立正》显示出许春樵的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新变化，即从处于生存绝境中的卑微者陈道生身上提升出自我拯救和维护尊严的人性力量。这是《男人立正》最有价值的创构，由此而与单纯叙写苦难厄运一类的小说打开了距离，并且由此而通向世俗人道主义新思潮之中，从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发掘出高尚的人性精神。如果《男人立正》仅仅写诚信，那它还是在传统道德的圈内打转，而进入赎罪报恩的命题，特别是进入自我拯救、坚守尊严的命题，才是将传统道德作了现代性的处理之后的人性升华。
陈道生自杀前后与被骗之后的思想变化，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人性精神由自弃自毁向自救自尊的方向演进。当女儿小莉因吸毒贩毒和卖淫被逮捕后，陈道生觉得自已和76号大杂院所有人的脸被丢尽了，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他要用自尽的方式表达对76号大杂院里所有人的忏悔和赎罪。自杀未果，被邻居们发现救活后，所有人都宽恕了他。但他不能够宽恕自已，他必须救出小莉，小莉救不出来，他和76号大杂院的所有人都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其实，此时的陈道生以死来维护的哪是什么尊严，而是传统道德一贯看重的所谓的“面子”。直到他被刘思昌骗走30万块钱而使其陷入绝境时，他的生命中才突然爆发出自我拯救和坚守尊严的人格精神：
软弱了半辈子的陈道生在这个夜晚表情和语言都很坚硬，手臂的起落和升降如同一个喋血的军人指挥一场刺刀见红的肉搏战，坚决而果断。这个夜晚因此而改变了走向，陈道生不像是被别人安慰，而是安慰别人；不像是被别人拯救，而是拯救别人。他内心潜伏了几十年的犟劲和血性被唤醒后，就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动。
绝境犹如一座炼狱，处于此中的人，不是毁灭，就是复活。死于此，生于此，炼狱只是提供了一个考验人的形式，关键在于人的自我拯救、自我复活的信心和意志。复活后的陈道生虽然还身处苦难厄运之中，但他的精神早已超越“此在”的限定，内心涌动着的人性精神正引导他将赎罪转化为自我拯救，将卑微地活着转化为有尊严地活着。正是有这种人性精神的支撑，对于陈道生来说，绝境中的磨难已不再是惩罚性的苦役，而是自我拯救的复活之途。陈道生既活在苦难厄运之中，更是活在自尊自救之中。我甚至把陈道生自我归罪并主动承受苦难的举动，视为他自我拯救和坚守尊严的表征。我也清楚，我的这些发现在小说中并没有完全拓展开来，这是《男人立正》的遗憾。如果小说的中心落在这里，该多好啊！
这篇小说真正让我的心灵产生深深震撼的，却是看似不经意实则有深意的结尾部分：陈道生去世一个月之后，刘思昌从南美的多米尼加给陈道生汇来50万人民币——刘思昌当年逃到泰国后，借道又逃到南美小国多米尼加，从做小生意开始，最后成立“加华国际商贸公司”，专门从中国进口轻工纺织产品，公司很快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十大国际贸易公司之一，他自已也因此而成为多米尼加家喻户晓的富豪。2003年10月28日，也就是在陈道生死后一周年的祭日，刘思昌跳楼自尽。
我揣想，刘思昌主动汇款给陈道生，既是还钱，更是赎罪。这八年来，他除了躲避追捕、承受苦难之外，来自心灵的谴责也一定让他备受煎熬吧？他与陈道生是最亲近的朋友，我想，他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去骗陈道生。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的，而且仅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当真。没想到“一根筋”的陈道生竟然将此事当真了。他更知道骗走了陈道生借来的这30万块钱，等于杀了陈道生，也杀了自已。这么多年来，他一定是在自责、忏悔中度过的；想必他也经常默默地发誓，一定要偿还陈道生这笔钱，不偿还这笔钱，就无法消除灵魂的煎熬。当他得知陈道生为还钱积劳成疾而去世后，良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承受不了，只能以死谢罪。这实际上是小说中没有展开的另一个通过赎罪而自救自尊的故事。
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发展成为另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甚至比《男人立正》更好的长篇小说。
读了这个结尾，感动之余，才猛然联想起作者对陈道生之死的描写过于轻率了。把一个在绝境中自救自尊并活出不屈精神的卑微者写死，也许是为了获得悲剧的效果，但有尾收刘思昌之死这一笔，这样的处理就显得简单了。如果让陈道生继续活着，活在尊严中，我想，经历了人生大悲大难的陈道生，在收到刘思昌的汇款与获知刘思昌自尽的噩耗后，两个被灵魂浸透了的人性的相撞，一定会让陈道生的人性释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辉，并由此开拓出人道主义的新境界。
①许春樵：《男人立正》，《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第5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②王达敏：《执着的守护者与尖锐的质疑者》，《小说评论》2005年第3期，第80页。
③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2006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