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苏中先生简论
文学需要“大家”，文学批评同样需要“大家”。从文60余年，86岁高龄仍驰骋于文坛的苏中先生就是一位具有“大家”风范的批评家，或者说，他就是我省文艺界的一位批评“大家”。
“大家”是相对于“小家”而言的。谁是“大家”，谁是“小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评判标准。但批评家总有研究成就大小，理论水平、艺术水平高低之分。理论批评，艺术创造，说到底，是批评家综合素质的表现，也是综合能力的一种较量。这种综合素质，包括功力、才情，更包括人格。正是在这三个层面的较量中，展现出苏中先生作为一个批评“大家”的风采。
功力是第一层面。在这个层面上，见出的是批评家掌握文字功夫的虚实高低。读苏中先生的文章，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就是：他对世事洞若观火，对文学思潮明察秋毫，对作家作品有真知独见，当这一切形诸文字时，他又能做到意使笔至，得心应手，而不为笔拙所困扰。这是一种基本功，由此见出苏中先生的文字功夫，可谓功底深厚。
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同样，写评论也是写语言。苏中先生文学批评的语言特色有三：
一是凌厉、明快，掷地有声。他不拖泥带水，不东拉西扯，不装腔作势，不模棱两可，直触主题，直击要害。“时下的评论风气是，谀言太多、虚言太多、同言太多，难见真言真话、难闻争鸣求异之声……”这是苏中先生《我与文艺批评》中的一段话。三个“太多”，一个“难见”加一个“难闻”，寥寥数语，就把当下评论之现状概括无遗。苏中先生早年写过一篇《鲁迅论文艺批评》的文章，文中说到鲁迅的许多批评文字，是最犀利的匕首，投出去，就要刺敌心脏，致敌于死命的。笔者不敢将苏中先生与鲁迅比，却肯定，苏式评论语言是带有“鲁迅风”的。在《一面标志反革命“新纪元”的黑旗》这篇文章中，苏中先生批江青把自己打扮成“文艺革命的旗手”，其目的是要把“旗手”的桂冠换成女皇的王冠，接下写道：“然而，桂冠好戴，其实难副。江青虽然算是搞过文艺的，但她压根儿没干过革命。她生平只扛过投降卖国、结帮簒党的黑旗，这‘文艺革命的旗手’又从何而来呢？像争演赛金花、卖唱黄色流行歌曲、为蒋介石献机祝寿之类，虽可谓蓝苹女士文艺生涯中的盛举，但要把这类勾当往‘旗手’业绩表格里填，怕也难以掩人耳目。但这也不要紧。因为这位‘旗手’是身兼‘扒手’、‘黑手’、‘刽子手’的多面手的。有如此之多技之长袖，何愁‘丰功伟绩’不能扒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真正是戳到了江青的灵魂深处，把她的“骨髓都给敲出来了”。
二是鲜活、机智，韵味无穷。他没有书斋气，没有书卷气，没有书生气，一句话没有学究气，当然也没有八股气。他有一篇文章，题为《慎言经典》，是批评对“经典”的亵渎，把什么东西都拉入经典殿堂而胡乱炒作的。经典被泛化，“红色经典”更是被人用得泛滥不堪。苏中先生不愿看到此风蔓延下去，于是反问：“过去我们有‘红区’、‘红军’，对应者是‘白区’、‘白军’，那么‘红色经典’的对应者是否也有‘白色经典’或‘黄色经典’呢？”——可能谁都无言以对，但又不得不重新思量。面对智者的考问，我们不能不折服于其机巧的语言艺术。
三是精美、诡异，组合奇妙。精美而不华丽，诡异而不艰涩，苏中先生的语言，都是由人们日常用的字、词、句组成的，但这些普普通通的字、词、句，经过他的精心组合后，就完美地表达了他要表达的意思，奇妙无比。在《第一个十年——鲁彦周创作论之一》一文中，他开篇叙述与鲁彦周由相识而相知的历程，说是十年动乱的七斗八斗，“把我们斗到一起来了，……并使我们从‘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变成了一个‘牛棚’里的‘棚友’。于是，我们实现了朝夕与共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请罪’的‘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讲，多是对干群关系的一种描述或肯定，然而，当它们与“同请罪”组合在一起，变为“四同”时，格外具有反讽意味。有人说，词句的背后是历史，是世界。读着这样的句子，我们唤起的正是对历史、对世事的回味和反思，这就是苏中先生语言的独特魅力。
才情是第二层面。苏中先生不仅能够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想表现的东西，而且有灵性，有显而易见的风格特点，有清醒的批评主张，纵情恣意，领异标新，我即我，我非人。
苏中先生的批评主张是“三求”：求真，求实，求异。他在《苏中文学评论选》序言中说：“求真就是说实话，求实就是尊重文本和评论对象的实际，求异就是说出自己的真知独见。”这“三求”，既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苏中先生一以贯之的批评精神。其中，求真是他的批评原则，求实是他的批评文风，求异是他的批评追求。不论面对文艺思潮、创作态势，还是作家、作品，他都坚持了这种批评精神，所以他的文章都有针对性、现实性和新颖性。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安徽文艺界最活跃、最辉煌的一个时期。皖军崛起，理论批评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与苏中先生的组织、策划和引领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中先生的才情学识和理论勇气展现得最充分、最精彩。他一方面团结和依靠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以《安徽文艺》为主要阵地，以“全面揭、逐个批、重点打、破中立”的战斗格局，将拨乱反正的理论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方面又身体力行，接连写下了《荡涤文艺领域的极‘左’流毒》《一面标志反革命“新纪元”的黑旗——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根本任务”论》《阴谋文艺与“黑线专政”论》等论文，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有力扫荡。尤其可贵的是，当国内某些重要报刊发表的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存在观念和立足点方面的混乱时，苏中先生能以敏锐的眼光及时发现，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1977年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联名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长篇论文，该文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核心成员姚文元定性为“亦步亦趋追随周扬”的“墙头草”、“两面派”，实质上是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周扬，这完全是以“四人帮”的观点来批“四人帮”，根本颠倒了批判界限，指错了矛头；该文还在文中拉出多位深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家来陪批，仍沿用“四人帮”的观点把《三家巷》等一批好作品重批一通。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批判界限、立论观点和方法，都使苏中先生产生了疑虑，他很快写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文，当即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注，认为它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内部争鸣的声音。苏中先生才思敏捷，才情横溢，突出地就体现在敏锐性上，他敏锐地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又喜欢对这些“尚未弄通的问题提出求解性的质疑”。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他贴近现实、与时代脉搏相契合的批评特色。
更让人敬佩的，是他思想的深邃和睿智。他有着很强的社会科学素养，对马列主义有过认真的研究，他仔细研读过中外历史和文学名著，阅读了大量的社科类书籍和领域广阔的杂书；他的博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批评家。他的思想时常闪现出锐利的锋芒。诚如贾梦雷先生在《“四闲”“四动”苏中老》一文中所说：“他捍卫真理，旗帜鲜明；批评‘极左’，尖锐雄辩；扶持香花，热情诚恳。”即使进入老年，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呼唤、呐喊，虽然温文婉转，但更本真而血性了，可谓隐锋芒于敦厚，藏讽劝于蕴藉，对时代风潮、社会利弊，每于字里行间作善意而痛切的鞭笞和扬弃。《慎言经典》《说说官员写书》《演艺行情推断录》及其《续话》《耻论》《搭台与唱戏》《失衡之思》等，是收入《苏中文学评论选》中的一组文章。每篇一事一议。事，是现实生活和文艺领域中常见之事，或许未引起人们注意，或许人们习以为常了，然而经苏中先生一“议”，人们会警醒起来，不得不重新考量它们的利弊得失。阅读苏中先生的文章，使我时常想到：一个有才情的批评家必须是思想家，至少是半个思想家，否则成不了真正的批评家，更别说是批评“大家”了。
人格为第三层面。苏中先生是功力深厚、才情至高之人，就此两个层面而言，也能造就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但令人叹服和敬慕的，还是他的人格。
自1959年春调到安徽，苏中先生就把全部热情和心血奉献给了安徽的文学事业。他尤其重视人才的集聚和对人才的发现、培养与提高。刚到安徽时，安徽文学界的评论力量比较薄弱，参与者人手不多阵地又小，活动甚少，还没有形成一支像样的理论批评队伍。他一踏上岗位，便把眼光放在以刊物阵地为核心，逐步组织一支有活力的理论队伍上。这支队伍初步形成了，却又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他首先想的和做的，就是聚合力量，重整队伍。1999年建国50周年，《安徽文艺志·文学篇》中的《安徽当代文学五十年》一文，在论及安徽新时期“当代文学评论和当代文学创作是同步并进”时写道：“积极参与这方面活动的评论家有苏中、张禹、沈敏特、梁长森、胡永年、王多治、徐文玉、余昌谷、段儒东、唐先田、张民权、钱念孙、冯能保、陈育德、王献永、王宗法、吴章胜、赵凯等等。”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苏中先生功不可没。他培育了这支文艺理论队伍，又带领这支队伍“一方面敏锐地关注全国文坛重大理论争议并积极参与，一方面对安徽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建设性的研讨和评论，热情地支持安徽创作的健康发展”。安徽文学评论活动之所以能够“火”起来，苏中先生的“领头雁”作用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但他从不张扬自己，一如既往地为安徽文学事业的发展默默奉献着。他“用了多少心血浇灌文学园地？无法衡量。为多少人铺路架桥做嫁衣？难以数计。只能用一个整数：一辈子。”（贾梦雷语）沈敏特和王多治是我在安徽劳动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他们分别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诗歌研究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原来，他俩也是当年苏中先生来安徽发现并以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共同走过来的。无怪乎苏中先生对他俩论著的评论是那么深中肯綮。评沈敏特是：他的论文“常常着重从艺术分析入手来探讨问题，行文既注重逻辑性又讲究文采，既富有思辨性又融进感情”；评王多治是：“他把写诗和探究诗艺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他谈诗、评诗时能够牢牢把握诗的内部规律，无论是宏观性的诗论，还是微观式的一家一作之赏析，他都是就诗的特点（诗歌本身的特殊性）来谈诗，绝少有在诗的外部绕圈子的现象。”读到这样的文字，沈、王二位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知我者苏中老也！还有梁长森，从当年一家报社的一个普通青年编辑，到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家，尤其在鲁彦周研究上成就令人瞩目，如果不是苏中先生指点和帮助，当年就不可能在文坛崭露头角，长进也许就慢得多。苏中先生为其第一本文学评论集《艺术的思索》作序时这样写道：“这个集子里所收录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在发表前看过，有的动过嘴，提过一两条意见，有的动过手，改了一两句，还有几篇是我们共同研究或共同执笔写下的。”如果说，一个人的人生旅途中总有一两个或两三个重要的、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的话，那么对于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梁君来说，遇到苏中先生这样的引路人，是他的幸运，也是安徽文坛的幸运。苏中先生一生为安徽发现和培养了多少批评家和作家，扶植了多少文学新人，确实难以计数。“愿将衰骨一搏，为‘重振皖军’的老老少少的文士们呐喊助威！”直到老年，他仍然壮心不已。
据省文联机关人士说：苏中先生几乎没有个人的私利。他心地善良，心胸敞亮，心态平和，心存志远；他为人正直、正派、正义。这些正能量铸造了他的人格和文格，释放于其人生道路和文学批评实践，就呈现为：其一，他虽然以自己的职业（从文）来谋生，但绝不仅仅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视同生命，殚精竭虑，上下求索，不遗余力。其二，他的爱好绝不是一己的兴趣，所思虑者乃关乎人类的命运和痛苦，具有人道主义的博大情怀，又兼思想家的学养和智慧。其三，他的天性中最少保守，最富进取精神。他善于学习，执著于追求，是人类文化自觉的继承者和勇敢的创新者。他的精神创造，凝聚着我们这个民族和时代的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因而他的文章就格外耐读，给人以诸多的人生与思想的启迪。
决定一个批评家成就大小的因素，包含功力才情，但最终归于批评家的人格。唯有人格的魅力最能征服人心。苏中先生正是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和学术风操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参考文献：
① 汪曾祺. 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 文艺报,
② 苏中文学评论选（上下卷）.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