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酷暑，当我费了不少周折，来到合肥市马鞍山路锦绣园他的寓所时，感受到的却是他画室内的阵阵清凉。
九十年代后期，安徽省文艺界一次迎春会上，我和他见过面，地点就在《安徽日报》斜对面临水、别致的兰宫内，同桌的还有黄梅戏演员马兰。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剃着光头，戴副眼镜，高高的个子，为人谦和，彬彬有礼，而又率性而为，无拘无束。
他穿着一件黄色圆领短袖休闲衫，黑裤子，拖鞋，淡泊而自然。
他的画室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深的画室之一，面积大，极富个性：一张极宽大的画桌，置于画室中央，桌上铺有宣纸（我来之前，他还在作画）；画桌右角，有盆高大的龟背竹，1米多高；桌前一把方形直背椅；桌对面墙壁正中，悬着一块壁毯式画挂，上面贴有三幅未定稿的国画；画挂下方，有部电话机；话机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两幅已完成的作品：一幅《兰花图》，一幅《高山流水图》。
进门的走道与画室形成一体，走道墙壁上挂着六幅配镜框的査济黑白照片。
我们就在面对大门的两把椅子上坐下，无拘无束促膝相谈起来。
椅子边上，堆放着近百本各式版本的画册（这些画册，都收有他的作品）；右边窗下，摆着一把躺椅，躺椅上垫着褥子，放着浴巾；能够想得到，长时间作画劳累时，他躺在椅上边听音乐、闭目小憩的情景。
他自幼在江南小城芜湖长大，我是南京人，我们同属沿江方言区，说起话来，倍觉亲切，年龄也相仿（他只比我大1岁），都是67届大学毕业，经历大致相同，言谈之间，便仿佛又回到那些共同经历过的岁月......
我们谈的海阔天空，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社会、历史、人生......无所不包。
从老屋到老屋
他是从芜湖一座老屋走出来的。这座老屋，坐落在芜湖的后家巷。我小学有位同窗，名后一斋，后家在当地颇知名，此巷得名便因后家居住。
他在芜湖念完高中，大学四年则在省城度过。文革中大学毕业，他被分到阜阳县大田中学，那是一所农中，只两、三名教师，生活又不习惯，当两、三年教师后，他便与爱人结了婚，爱人是他芜湖三中的同学，低一届，芜湖人，安徽财贸学院毕业，后来，他便调入铜陵县文化馆工作。
1977年，建军50周年，各地准备人物画进京参展。安徽省文联鲍加先生将他从铜陵县文化馆，抽来省招待所，进行人物画创作。他创作出一幅《最后一碗炒面——周总理在长征路上》，是以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创作的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人物画作品。赖少其看了后，高兴地说：“这幅画到北京一定能选上！”王涛此时连一方像样的印章也没有，赖少其便亲自动手为他刻了一枚印章。
说到这里，王涛把这颗用布小心包着的印章取了出来，这方印章颇大，正面刻有“老赖作”三个看似随意又深含意味的字。它饱含着这位老艺术家对青年一代的期冀与深情。
我细细端详这幅画：一身军装的周恩来，手端一碗炒面，正给躺在担架上的小红军战士吃，旁边还有几个战士俯身帮忙。人物栩栩如生，场面的布局、景物的映衬，效果都极好。
我以前只知道油画适合表现人物，能用国画来表现人物，又表现得这样成功，真令我震撼！
1979年，王涛考研究生，在七、八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那年，浙江美院只招4名研究生。
说到这里，王涛点燃了一支雪茄，说起当时有趣的见面：“我走进浙美考试，一位老师见了，说，看，来了一位小老头！李震坚老师说，他看上去老，其实才三十几岁。”
“当时，浙美我一个老师也不认识，两眼一抹黑。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哪有我今天的创作！千军万马考研，我有幸考上，要感谢伯乐，这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浙江美院的人物画，有传统，又能创新，把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变成能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对画坛贡献巨大，浙江美院教学一流，我一下子就进入全国平台了。”
对艺术，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艺术不是自然科学，艺术创作很复杂，生活、性格、个性，都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成就艺术家的因素很多，不是得意、生活富裕了就能产生的。民国出现那么多成就斐然的画家，还是在打仗期间，有的人很穷，家徒四壁，生计都没着落，靠变卖家产过日子。艺术家出现不容易啊，多少有艺术才华的人，被社会糟蹋了！”
兴致很高的时候，他就将两只脚全放到了椅子上，双手抱成一圈，眉飞色舞。
他说：“我听严凤英唱《女驸马》，十分震撼，我要为她作一幅画。”
“老舍的《茶馆》，不能改为电视，改成了电视，感觉就不对头了。”
他很重视艺术的感觉。老屋是最初给了他艺术感觉的地方，六十年后，他对老屋仍旧念念不忘。
芜湖老屋早被拆除了。老屋的一扇一米见方的雕花摇头格子窗，被他保留在身边，窗格里镶着的“德乐园”三个字，是他自题的。那是1995年底，老屋拆迁时，他大弟含着泪看着推土机将老屋轰然推倒，捡回了这扇值得保留的窗格，还有大梁上一个象头木雕，用红布包着送到他面前，他们兄弟点燃了一炷香，三鞠躬，在香烟缭绕中寄托了对老屋的膜拜。
他有一方“德乐园之灵气”的闲章，每当有得意之作，长跋一段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认为，这是老屋给他带来的灵气。
近年，他的这种恋旧情结愈来愈强烈，促使他最终在同是皖南的査济购了一座住宅，同样是所老屋。终于，他从老屋走出来，又回到了老屋。
他说，在那里可以做一些事情。这座宅子占地两亩不到，宅前一条路，呈“人”字形，取意天人合一；宅前有个门楼，仿照王安石家乡的门楼；有方池塘；回归大自然，田园风光；他说，这里有“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宅里的画院，比锦绣园寓所的画室要大，可以搞点徽文化。
他认为，明清以后，皖南文化值得研究：“安徽穷一点，文化根底很厚。”他要继承新安画派的传统。
人事与艺事
今天，王涛的画，已逐渐为社会所推崇。
中央文史馆书画院，从全国选了9名画家，他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知名度高了，在书画市场上，他的画也在看涨，但对此他很有自知之明。
他说：“我还是铜陵县文化馆的那个王涛，不过地位变了，命运和机遇，现在讲不清楚了，但文化人对自己要有一个把握，把握不好就会出问题。如果我还在铜陵，不过是个退休的馆员，一幅画卖5块10块，我有位安师大的同窗好友，两小无猜，现在上海，连文艺界的边都沾不上，他也画不出感觉来了。”
时至今天，他对世事、人情，皆已看穿，名利早同浮云。
他对现在能有个安静的环境潜心创作，感到十分欣慰。各式人等，都像故事一样，从眼前流过去了，真真切切的，还是静心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好。
我俩都从事文艺工作，经历颇类，对文艺看得真切，所以，说起文艺方面的感受，感慨良多。
他说，85年，新潮派把西方现代艺术引入中国，南京一个画家写了《中国画穷途末路》，仿佛中国画没有前途、毫无希望了，其实，他们对中国艺术并没有真正了解。
他认为，西方艺术的发展，是革命性的，一下子从根本上推翻过去，而中国艺术，是渐进式的，中国画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传统根底深厚，和西方艺术并不一样。
他认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我们现在有些人，知道得太少了，要创造出新的艺术，这是不行的。
我们接着很自然就谈起对艺术的追求。
他说了三个问题：要很好地学习传统，对传统要重新认识，中国画，山水技法最多，积淀最多；人物画，写意传神，别具神韵；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认识，从继承中传造出新的来。要深入生活。他说他之所以到査济，就是要在徽文化中，感受新的东西，就是要深入生活，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然就江郎才尽了。
他带着我细细地观看、欣赏挂在墙上的那六幅査济黑白照片。
他把在査济买的这所宅子取名为“寄醉园”，把古人写的一首诗：“手把青秧栽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写成了牌子，挂在宅子的门首。
重新面对生活，他要在那里的大画室里，“画些大的东西”。
第三，艺术上要有个性。写意画，就要充分体现个性，失去个性，就失去创造性。他说：“如果与人家的都一样，还有什么创造呢？”
提到个性，我们同时都谈起了明清时期的徐渭、八大山人，郑板桥，也说到了当代诗人曾卓。他们都是极具个性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创造因个性而有生命。
现在有个宽松、自由的作画环境，他对此十分珍惜，他说，我现在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什么社会职务，不然，有很多事务缠身，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潜心作画了。
“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室内那古琴的韵律，缭缭绕绕地，始终陪伴着我们。
（文：乔延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