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延凤
用“硕果仅存”四个字，形容我眼前的这位老戏曲音乐家，再确切不过的了；前苏联对这样有建树、有影响的艺术家，则称之为“功勋艺术家”。
他就是著名的戏曲音乐家时白林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时先生是个性格温和、朴实无华的人。每次见到他，他都那么谦和、平静，温文尔雅。
这次，当我来到他家的时候，正值盛暑。
位于省艺校的这座高知楼，我是熟悉的。几年前，我曾来过金芝先生的家，时先生与金先生是邻居。
金先生前几年已不幸辞世，这次来到，不免引起我对他的缅怀之情。
记得2006年，这两位黄梅戏剧界的寿星，双双过八十大寿；就在这年的10月，我还与金先生一同去了贵州，参加全国的花灯会议；这次来才知道，金老是因癌症去世的，其实，此前就已查出他的病症了，家人一直没告诉他，直至去世，金老本人并不知道。
这座高知楼，刚建时，远近知名，而在豪宅林立的今天，它已显得色彩黯淡了，时白林夫妇仍住在里面，过着平静、恬淡的日子。
时先生中等的个子，头发完全白了，却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行动迅速。他穿一件深色暗格的短袖衫，配一条淡黄色的便裤，拖鞋，显得随意而自然。
只要提起黄梅戏的唱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便无人不晓。这曲子，便是时白林先生与老艺人王文治，于半个世纪前共同编创的。他的名字从此就和黄梅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50年代，正是这部《天仙配》，将黄梅戏唱红大江南北。时白林和王文治、方绍墀、潘汉明等一批音乐工作者，通力合作，推陈出新，对来自田间陌上的黄梅小调，进行了全面变革，使黄梅戏从民间小戏一跃而成为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大剧种。这一段峥嵘岁月，在黄梅戏的发展上，已永载史册。
他的夫人丁俊美，安庆人，中等个子，是《天仙配》七仙女里的四姐；1954年，她就和严凤英同演《春香传》，严凤英饰剧中的春香，她扮春香的丫环。
1955年，在上海拍电影《天仙配》时，时白林和她开始相识，1956年恋爱，1957年7、8月间结婚。
现在，严凤英、王少舫、金芝，这些老艺人们，都先后辞世了，83岁高龄的时白林和夫人丁俊美仍健在。
先生从事的艺术事业，外界知道的是黄梅戏，其实，他一生涉及的戏剧种类，比黄梅戏要宽广得多。他的第一部获奖作品《刘海与金蟾》，是小舞剧，1955年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录制成影片。他还从事过泗州戏、庐剧、皖南花鼓戏、广播剧、电视剧、舞剧、话剧等多剧种的音乐创作。
我细细观看他家客厅的陈设，面积不大，但艺术氛围很浓。
右边靠墙，有架年代已久的大钢琴；钢琴对面的墙角，立着书橱，书橱上有只瓷瓶，瓶中插着7、8支漂亮的孔雀尾翎；钢琴右边正面的墙上，挂着壁钟，时针正指向下午三点。
正对大门共有两个房间，右为书房，左为卧室。
卧室门楣的上方，挂着时先生与贺绿汀、江明惇先生的合影；贺是他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的院长；江则是继任的院长，一位著名的民族音乐家，现也早已退下来了。
钢琴上方墙上，有一帧朱松发的国画——《老梅》，老枝横陈，唯绽几朵梅花，格外动人，上写“雪虐风涛愈凛然”七个遒劲大字，这是朱松发先生从电视里看见时白林历经文革磨难又复出，感慨之极，率意而作的写意画；画的右边，为赖少其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太平湖上行》，时先生应赖少其之约，曾为此诗谱过曲；而进门这边的墙上，则有韩美林、孔小瑜、陶天月等人的书画作品。
钢琴上方玻璃框内，有幅奖状，上写：“时白林先生 荣获戏曲音乐终身贡献奖 中国音乐家学会 2007年3月15日”
客厅内电视机旁，则摆着一盆生机盎然的君子兰。这盆君子兰，让室内的书画、照片、艺术品，全染上了生命的色彩。
时先生，1927年生于安徽蒙城县岳坊镇时庄，时庄离岳坊镇约4华里。他15岁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那一年，他考取了国立21中，学校开始设在安徽太和县，后来跟随教育部，迁到陕西省蓝田县。读到高一时，日寇投降；第二年，他被分到安徽省立宿县中学，他是在淮海战役中，高中毕业的；蚌埠解放了，他考进设在凤阳的华东大学江淮分校。那时，人民解放军正准备渡江战役，学校不分系科，集中短期训练，学习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随后报名渡江，先到罗集，然后到合肥，他被分配去江浦县（江浦当时属安徽滁州），进入皖北文工团，拉小提琴，不光拉，也表演，一专多能；1951年8月，他从文工团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干部专修班，进行艺术上的深造。
说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日子，时老记忆犹新，他说，当时院长贺绿汀要他们这些调干生，不学文学，不学外语，不学政治，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一线抽调上来的，最缺的是技术。”他称赞贺绿汀非常了不起，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是要有勇气的，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做得到。他们调干生，平时学习十分刻苦，为抓紧学习时间，学校不放寒暑假，假期由老师们继续给他们上课。
说完在上海的日子，我们很自然就谈到了黄梅戏艺术；人民大众熟悉他、爱戴他，还是因为黄梅戏的缘故。
他十分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人合作的那些时光。他说，严凤英、王少舫对艺术非常认真，艺术上，要求特别严，他们把艺术当成自己的生命。与他们合作，他特别兴奋，身上有一股很强的责任感，特别愉快。严凤英比他小三岁，1930年生；王少舫比他大七岁，1920年生。
当时，时白林在黄梅剧团，不仅是作曲，还担任指挥。
文革前，他还任省黄梅剧团的业务副团长、副书记，为此，文革中他被第一个打成“三反分子”，受尽了屈辱。
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组织上问他：“你还干不干领导了？”他说：“干，不过我只干一年，等于给自己平反，说明我不是反革命！”后来，他还是一干就是四年；从1975年当省黄梅剧团副团长起，一直当到了1979年。
他对艺术十分执着，孜孜以求，创作不止，耄耋之年，还写了《生死擂》、《雷雨》、《徽商胡雪岩》（与人合作）等重要作品，其中《雷雨》2009年被评为国家精品工程，今年颁奖。
在文字著述上，同样硕果累累，他主编了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出版了《黄梅戏音乐概论》、《黄梅戏唱腔欣赏》、《时白林黄梅戏音乐唱腔选集》、《时白林自选文集》等著作。
1979年后，他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他说自己不会当官；但他仍担任了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院客席教授、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福建师大音乐学院研究生辅导等职，这些都不是行政职务。
从1949年春进入皖北文工团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走过了艰辛、曲折同时也是辉煌的艺术道路，他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为我国的戏曲音乐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经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目前，他的身体状况很好，虽已83岁高龄，每天仍然精力充沛。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一直坚持打拳，从63年开始，我就坚持了，除了文革中被关在牛棚里不能打拳外，我一直都在坚持，我打的是华佗五禽戏的拳术。”他说他平时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看书、思考、研究、有时动动笔外，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不打牌，过年过节喝点儿葡萄酒，平时连酒也不喝。
时先生有时出去参加有关活动、会议，会骑上一辆自行车，年轻的同志们怕他不安全，他笑笑说：“我骑惯了，没关系，这也是锻炼锻炼身体！”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都从事艺术工作，是个温馨的艺术之家。
双休日，逢年过节，两个在合肥工作的儿子，就会来看望他们；女儿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留在上海音乐学院当附中的钢琴教师，寒暑假夫妻两人也回到合肥来看望双亲。
现在，他虽然已安享晚年了，但省内外有时还是邀请他去讲学。不久前，他还到上海几所高校去作过讲座。
在省内的大学、省图书馆，也留下他传学授艺的身影。
这使我想到朱松发那幅《老梅》上的写照：粗横的枝干上，绽放几朵花，格外鲜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