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雪松

    吴昭元在当下的中国诗坛，已经颇负盛名。尽管他走进诗坛不过20来年，但这20来年他的诗歌创作走得脚踏实地，一路向上。在公务繁冗之中，他已经出版过《绿雨》、《雨江南》、《雨魂》三部厚重的诗集，而且一部诗集一个台阶；尤其是2009年千行抒情长诗《中国旋律》的创作发表，实现了他个人诗歌创作的又一跨越。
    我之所以把《中国旋律》当做是吴昭元诗歌创作的又一跃进，不仅仅是因为这首长诗，能较好地融历史叙事与主体抒情为一体，较少一般“颂”诗的直白与单调，还因为在这首长诗的创作中，集中而鲜明地凸现出吴昭元诗歌艺术张力建构上的特点，那就是在传统的凝重庄严与现代的轻灵时尚中，完成了语言与意象的对立、碰撞与交融，从而彰显出吴昭元诗歌创作中对传统的坚守与对现代性的追求。
    昭元诗歌创作中对传统的坚持，我的理解是诗人对生活、生命庄严色彩的一种崇尚方式，也是对汉民族诗歌的一种守望方式。换个通俗说法，就是诗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追求与坚守的一种主体性实现。
    昭元自小生长在影响了中国清代以降数百年文学传统的桐城。“桐城派”的文化习染，使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桐城派的文化因子，桐城派文学的流风遗韵，使他对文学和诗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与景仰，对置身其中的世界，有着敏锐而细腻的感觉。因此，他对“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的传统，自然而然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自觉的认同。他认为只有感情丰富、思想高尚、文化素养博大精深的人，才可以言诗、言文，才能够写出好诗、好文；兼之他幼失恃怙的独特人生经历，使他孩提时就有着对生活、对人生特别的敏锐和感悟：他记住了生活给予他的所有幸福与苦难，记住了街坊邻里给予他的所有关心与呵护。因此特殊的人生际遇，在锻炼了他的善良、勤奋和坚韧的同时，也培炼着他有容乃大的胸怀。生活馈赠给他的这一切，不仅给了他一座诗歌创作的富矿，还使他洞悉了诗歌创作的奥秘——只有保持着对生活和生命的赤诚与热爱，才能够拥有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的“崇高思想”和“伟大激情”（郎加纳斯语）；而诗歌是最能集中体现“崇高思想”和“伟大激情”的，这也许是始终充满了对生活、对生命“伟大激情”的昭元，后来选择诗歌创作作为他生命另一种表达与延续方式的原因吧！
    在中国的文学世界里，“诗言志”应该是一条流传很广、影响很深的古训与共识。而“志”，既包含着“情怀”，也包含着“理想”。“桐城派”的文化因缘与昭元独特的人生际遇，使他十分认同并自觉接受了这一诗歌古训。他相信，只有“志深”，才能“笔长”，只有心灵美丽的诗人，才能创作出美丽的诗歌，创造出美丽心灵的读者。因此，踏进诗坛后的他，诗歌里始终漾溢着理想和激情，他要用一个“灵魂工程师”的眼睛，和饱满理想激情的心灵，去发现生活的美，歌颂生活中的美。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在他的三部诗集中，总是在字里行间飘荡出故乡、原野、老牛、拱桥、母亲等影像，总荡漾着田园牧歌式的脉脉温情；理解了即使在《中国旋律》这样的千行“颂”诗里，昭元也依旧不能割舍麦地、稻田、镰刀、泥土等同一制式的鲜活灵动影像，依旧将朴实的温情和感恩的情怀，作为抒情长诗的基本旋律与底色的缘由了。正是基于对昭元在《中国旋律》中所彰显出来的这一鲜明特色，所以我才认为他是一位在诗歌创作中“坚守传统”的诗人。
    在中国人东方式的思维中，“庄稼”、“村庄”、“河流”、“母亲”等语词意象，实际上是诗人在内心深处对家园、国家、生命、理想的一种指认，同时在这些语词意象运用过程中，本能地流露出创作主体对文化传统的认同与皈依。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发现，昭元《中国旋律》中的上述语词意象，应该看作是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家国情怀的隐喻。作为献给新中国60华诞的“颂”诗，这些寄寓了华夏民族共同情怀的语词意象，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亲近、感染和激动读者的诸般诱因，从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情不自禁地与诗歌、诗人产生出一种心灵感悟上的共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说，这便是诗歌中所存在的召唤结构，激发出了接受主体的联想和想象力，从而自觉地去补充、完整和丰富诗人在作品中留下的艺术空间。而这正是优秀文学（诗歌）作品艺术张力之所在。
    因此，我认为吴昭元在《中国旋律》中所坚守的诗歌传统，或者说他在创作中所秉持的文学作品审美价值观念，因为其所具有的社会成员共同指认特征，使得原本习以为常的词语，具有了超乎寻常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也即心理学、生理学上所说的“刺激”），从而调动、激发了接受主体的情感共鸣，让非“陌生化”的语词，产生出“陌生化”的效应，显示出了较大的艺术张力。于是，昭元诗歌中对传统的坚持，就成了他诗歌艺术张力的一种建构技巧和方式，并因此显示了昭元对诗歌艺术的独特领悟和把握——尽管这一点并不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
    前文中我们对吴昭元诗歌坚守传统的肯定，观察与审视的视角是诗歌的内容或者称作是文学作品的“质”，那么，我们对昭元诗歌创作中对现代性追求的判断，则是从创作艺术技巧或曰作品的“文”的角度考察分析得出的。
    所谓现代性的追求，用当下的语言习惯来解释，就是时尚、流行、通俗、挑战与颠覆。如前所述，吴昭元诗歌在内容方面，追求与坚守的是“诗言志”现代版的表述——文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么在诗歌艺术表达技巧，尤其是语言运用方面，昭元却又是一个敢于挑战、颠覆传统的个性张扬的诗人。比起老一代的诗人如雷抒雁、张万舒、严阵等，昭元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追求语言的新、奇、异，为了获得一种新异的语感，他甚至刻意去寻求语言的断裂与分割，别出心裁地选择富有乐感、声感、光感的语词进行组合、叠加甚至相反相成。这样的诗歌语言组合，因为语词意义的相悖或断裂，便让语言显示了巨大的张力——读者势必要在诗人的暗示下，让想象力张开翅膀，去填补、连贯、丰富因语词断裂或相悖而产生的意义空间，并因这样的丰富联想与想象，而使读者获得一种参与创造的喜悦与快感。在《中国旋律》中，我们可以随意在篇中寻摘这样充满诗意的语词组合：“不息的血液汩汩奔流/正沿着阵痛的网孔/一滴一滴淌下昨日记忆”，“兴奋的眼光像蝴蝶闪烁/热血里流动着解渴的奶汁/”，“波粼如我每一道手纹/从您的忧伤中分娩出悬念”，再如“凝固的血液/或碰撞，或静止/一次又一次撞击着灵魂/嘴角咬得叮当作响/迎候着火山爆发的辉煌”……这样的诗句，显然有悖我们的日常语言习惯，陌生、刺激，在有些读者看来，甚至有点生涩艰深，但诗句中的意义值域却因此而骤然扩张，因此，这些看起来有点“生涩艰深”的诗句，反倒能激发出在诗句的读者的阅读兴味，在诗句的跳跃腾挪中去追寻诗人灵动的情思。当然，这样的语言运用，也同时带来了它的另一面：文胜于质。也就是说，在全力锻打语言的新奇美丽和乐感的时候，难免多少有些疏于意象的经营创造，尽管语言是用来创造形象的，但语言毕竟不等于意象。
    从整体上来说，吴昭元诗歌，尤其是《中国旋律》，因为语言上所具有的强烈乐感，和语词上的能指弹性，使诗歌语言具有了很强的张力；而这种富有张力的语言建构，又和诗歌内蕴上对传统的坚守，相反相成地构成了诗歌强大张力，或者说，用极富现代性的语言结构来实现内蕴上的传统坚持，正好巧妙地强化了诗歌的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