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念孙的《中华文学演义》
疏延祥
文学史有多种写法,前些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时间,各种文学史竞相出版。但大家基本上是在文学运动、时代背景、作家及作品的解读上花样翻新,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依然是先对某一时期的历史情形和文学运动的大致状况加以论述,再介绍主要作家的生平,分析他们的主要作品。这些不同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我读过一些,可中国古代文学史,我是没有一部卒篇,总觉得枯燥而单调。钱念孙的《中华文学演义》,我一上手,很快读完,有读畅销小说的快感,同时也有读经典文学的厚重之感。这部书用演义的方式叙述中国古代文学史,令人耳目一新,用钱念孙的话说:“演义的写法比较自由,可以叙述故事、描绘人物,又可以援引例证、插话评论。这一特点,正符合生动活泼地写作文学史的要求,不仅介绍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而且勾勒出一位大作家的人生风貌;不仅赏析那脍炙人口的名篇杰作,而且写出它们在创作或流传中的佳话趣闻。”他用这样的方式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真的是潇洒为文,独具匠心。比如写陶渊明,他就从宋武帝刘裕俘杀拥兵篡位的桓玄,在建康大宴幕僚的盛会写起。当大家开怀畅饮,喝得有几分醉态时,座中满脸通红的陶渊明说,如今的人只知周旋官场,曲意逢迎,或互相攻讦,或彼此倾轧,实在没有意思。说到此,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他张口吟道:“志意多所耻,不如归田园,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这番话实在不合时宜,现场人不免尴尬。好在刘裕知道陶渊明性格直率,他本是看诗人是名门大将之后,才请他做参军的。他清楚陶并非有意要煽动众人离开自己,于是打发人扶陶渊明休息。大家继续热热闹闹地喝酒,没人把陶渊明的话当回事。不想主人和大家不较真,陶渊明却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醒来后,他就向刘裕提出,自己喜欢田园生活,在地方上有个差事,能有酒喝,就满足了。刘裕看他真心无意于官场,就介绍他到彭泽当县令。钱念孙以说故事的方式,把陶彭泽辞官回乡前最后一个官衔交代得明明白白。接着,钱念孙又写了督邮到彭泽巡视,陶渊明不胜其扰,决计不为五斗米折腰,真的回乡种田。
无官一身轻,回乡的路上,陶渊明就写了《归去来辞》。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写了许多反映乡居生活的诗篇,尤其是传诵千古的《饮酒》第五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如此美丽的诗句就是在恬淡自然、躬耕农事的生活中产生的。
陶渊明的诗文多逸趣和田家乐,可也不乏烦恼,甚至是饥寒交迫的苦难的记录。“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他的生活在归隐后如此困窘,但他追求人生美好理想的心愿并未死去,因此,才有了我们至今仍感怀不已的《桃花源记》的诞生。这样的乌托邦只能是个遥远的梦,现实中的陶渊明却是经济上越来越贫困,身体越来越衰弱,但他依然豁达,在神态还清醒的时刻,为自己写了《挽歌辞》和《自祭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没有凄惨哀怨,有的是平静坦然,钱念孙说这是对孔夫子“未知生,焉知死”名言的别样阐释,的确如此。
在对陶渊明的生活和诗文进行一番检阅后,钱念孙在结尾时引用了苏轼和元好问对陶渊明诗作的评论。苏轼的评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臞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元好问则用绝句称赞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钱先生并不是认可陶诗高过李杜,可他似乎极赞成用“诗质而实绮,臞而实腴”来评说陶诗,而从钱著中读到古代诗人以诗解诗,评说大诗人,我们感到,它往往胜过今人的隔靴搔痒的下笔千言。
就这样,钱念孙轻松地向读者叙述了陶渊明,让读者领略到陶的人格和诗文的魅力。
我很喜爱钱念孙这部演义中插入的今人或古人对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分析,上文已有涉及。我们不妨再看此书评价《金瓶梅》时,钱念孙引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一段话:“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反复读鲁迅先生这段话,觉得是那样恰当,比看好多《金瓶梅》的论文都带劲。这表明,钱念孙在这部文学史演义中,选取评论的眼光老到而准确,简洁而击中要害。
钱念孙用四十四回来解说中国古代文学,每一回如古代章回体小说一样,是用对仗押韵的两句为回目,或是概括出两位作家最杰出的文学成就,如写欧阳修和范仲淹,用“欧阳修游乐醉翁亭 范仲淹抒怀岳阳楼”为题,他们俩一个是以《醉翁亭记》名扬千古,一个是以《岳阳楼记》激励仁人志士。他们各自的伟大功绩就在十六个字的章回题目中呈现出来,这种精炼的传达,给每一个读者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像这种把作家和其最伟大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构成两诗句的方式,在《中华文学史演义》中并非只有一例,还有“表丹心屈原撰楚辞 恃高才相如陈汉赋”、“司马迁发愤著史记 父兄妹笃志编汉书”、“吴承恩奇想西游记 笑笑生色绘金瓶梅”。还有的章回是把作者和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如“李梦阳复古反台阁 袁宏道重金抒性灵”,还有将作者和艺术特色概括成诗句:“李商隐无题难索解 贾浪仙警句费推敲”,还有将作家与特定时期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像“孟浩然隐居鹿门山 王摩诘避祸辋川园”,还有将诗人与历代人们褒扬他的桂冠联系在一起,如“李太白豪吟称谪仙 杜少陵忧国成诗圣”(“豪吟”、“忧国”四字,也是这两位伟大诗人人格和创作的特色)。
章回小说中一回之间的联系、上一回与下一回的联系紧密,钱念孙在《中华文学演义》中虽然没有篇篇这样构思,多因每个章回所写的是同时代人,自然就将他们归拢起来,但有时,钱念孙也采取章回小说的方法,通过细节,使得每回之间、回与回之间的作家与作家的过渡浑然天成。如写秦观和贺铸就是这样。在写秦观快结束时,说他临去世前读到一首《青玉案》词,对其“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让这写“愁”高手大有后生可畏的喟叹。这位高人是谁?钱念孙接下来写贺铸,一开头,就点出这位写愁不亚于秦观的人是贺铸。这个回目中上下两部分自然就衔接起来,既照顾到演义体的联系,也无形中有了两人文学作品的比较。在“陆放翁魂断沈园情 辛弃疾梦牵沙场兵”中写完陆游后,进入辛弃疾,就写1203年,辛弃疾拜访山坡上采药的陆游,两位杰出作家首次会晤,成了过渡和转折,既照应了“陆放翁魂断沈园情”,又开了新篇。在“范成大使金记壮行 姜白石咏梅得佳姬”中,也是通过1191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姜夔访问范大成,从而进入对姜夔文学生涯描写的。还有在“宋子京句得宫嫔情”中,写了一同进京赶考,共举进士的大宋宋庠和小宋宋祁,到了下一回“苏东坡雄豪赋赤壁”时,以“人间世事,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开笔,紧接着就说,在大小宋同时考中进士后的第三十四个年头,又出现了一对兄弟同榜共登进士的奇事,他俩就是苏轼和苏辙。写黄遵宪结束时,说他晚年免职还乡,读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看到一部连载的长篇小说,读了几回,就连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这是谁的小说?到了下一回,钱念孙揭开谜底,那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文学史的写作者要有史家眼光,这样才能确定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这方面,钱念孙这本书不一定有什么创见,但在叙述每一个作家的时候,都不忘“大处着眼”。写元好问和杨维桢时,便说前者是元初诗坛的领袖,后者是以铁崖体执元末诗坛之牛耳者。写冯梦龙时,钱念孙从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高度,说中国文学有两条线索,一是文人文学,一是民间文学;虽然文人学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充分的营养,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他们大多瞧不起民间文学;而冯梦龙却一反这种偏见,开始整理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编著出《三言》这样的巨著,使得宋、元、明三个朝代四五百年间的白话短篇小说不被湮没。
《中华文学演义》也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古代作家论。在文学史中,作家是核心,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作家史,写活了文学史上的作家,也就写活了文学史。钱念孙深谙此理,在确定了章回体写作中国文学史后,便以作家为经纬,把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和阐释,通过一个个作家的人生历程和文学成就表达出来。
任何文学史都离不开文本的欣赏和解读,钱念孙在《中华文学演义》中每推出一个作家,都不忘对他们主要的作品进行分析。写李商隐时,选取他的《无题》,说古人有“别易会难”,而诗人却对古人的诗意上有了新的创造,开篇第一句就说“相见时难别亦难”;写李后主时,提及《虞美人》,对“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作解析,认为年年花开、岁岁月圆本是美好的事物,但囚禁中的李后主见了却更加郁闷。钱念孙说:“这开篇一句,可谓奇语劈空而下,令人惊叹不已!”
钱念孙从小就受过丹青的专业训练,本想报考美术专业,以遂自己的心愿。然而报考大学那年,中央美院没来安徽招生,想上大学深造的他只好报考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此踏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但在研究之余,他始终把丹青作为雅好,《中华文学演义》中的八十多幅插图都出自他手,皆用传统线描方式,寥寥数笔,简洁传神,栩栩如生,为该书增色不少。比如《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像》这幅图,峨冠博带的李白仰着头,一手拿着酒壶,一手举着酒杯,似乎慷慨激昂地诉说着什么;身背斗笠,手上卷着诗文的杜甫,面容恭敬地在听着李白的每一句话。该图活画出李白的“白也思无敌,飘然诗不群”的大气和杜甫樽酒与李白论文的虔敬。
多少年来,我们总是强调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如何提高,也有各种各样的药方。我觉得,了解民族文化,必然能提升民族素质。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中华文学浸染愈深,就愈能激发出对我们民族的热爱之情。因此,每个公民如果读读类似钱念孙《中华文学演义》这一类的书,是大有好处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把这本书作为“大众素质书”出版,是有战略眼光的。同样,大学生素质教育已在全国大专院校遍地开花,要是能把《中华文学演义》作为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参考书之一,那受益者将是千千万万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