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得山川秀，添得气象新——长篇小说《新安家族》的徽文化意蕴刍议
季宇的长篇力作《新安家族》是文学皖军近年来的重要成果之一，该剧以汪、许、鲍三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为线索，通过以程天松为代表的徽商为争取民族自强而与外国列强资本展开殊死较量的传奇事迹，再现了晚清至抗战特定年代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塑造了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商而兼士”的光辉形象，弘扬了以徽商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商人“诚信天下”、“和谐共赢”的文化理念。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清。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山川秀美，地形多变，开发较晚。由于人口众多，山多地少，徽州人选择了出外经商。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可惜近年在文艺创作方面，让晋商占了先机。故而《新安家族》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这充分表明了安徽的文化自觉意识。
小说中许多徽州风物描绘如诗如画：粉墙黛瓦、重檐飞脊的徽派建筑宛如一幅幅写意的水墨画；剑阁雾毫、徽州木材等徽州特产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中也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主人公程天松与汪文静早期爱情描写也不失田园牧歌特色，这些都增强了小说的徽文化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不仅仅注重这些外在意象的描述，更是借助生动的艺术形象进而传达徽商乃至徽文化的文化意蕴。“贾而好儒”是徽商不同于晋商等商帮的显著特点，它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从而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进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徽商精神：即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这些文化理念通过小说曲折的情节以及不同品格、性情的人物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小说中鸿泰钱庄的商训，也可以作为徽商精神的精彩概括和延展：“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这一商训正是中国传统的商道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徽商传承中华文明，在艰难、漫长的经商过程中，不断摸索、反复实践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经营管理理念，睿智的经商之道。其实，古代徽州大的家族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家训，而小说中正是将这些家训集大成，凝练成这九条鸿泰商训，希望通过书中人物命运对它的述说和诠释，呼唤现代商人在商道人生中，追求中国传统志士仁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新安家族》中的主人公程天送就是徽商精神的最生动实践：他本是汪家二少奶奶私生子，秉性仁义，隐忍坚韧。由一地位卑微的钱庄小学徒，在困境中拼杀鼎立，体验“商道”，感悟“天道”，成为商团新一代领袖。他追求对外贸易中的公平商权，与英国华孚洋行的经理桑普森展开“茶叶大战”，大张中国商人的志气。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因拒绝日军的诱降，支援政府抗战惨遭暗杀，书写了他人生中最悲壮的一笔。徽商古来素有“贾而好儒、亦贾亦儒、商而兼士”的美誉，就像主人公程天送那样，仁义敦厚、善良磊落、勤勉好学、志向远大、知恩图报、恪尽职守、睿智情怀、追求商道人生中的大道大义。只有这样的传统文化的积累，才能传承、弘扬中华商人的商业精神，才有后来面对西方列强资本制定商业规则、垄断市场、操纵价格、实行歧视和掠夺性贸易时，为争取公平商权乃至民族正义进行坚韧不懈的斗争，直至献出生命。至于通过官商勾结，与汪家争斗不断的反面形象许善夔、许晴川父子形象，也是十分成功的艺术形象。可以说汪、许两家的矛盾冲突是小说最着力的一条线索。小说中的鲍清源拥有较强的国外资本，视野开阔又不乏老成圆滑，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多彩多姿的近代徽商群体。作为外国列强代理人的英国华孚洋行的经理桑普森，以及后来的日商渡边、小西，也都一一收入作家的笔下，众多商人形象的塑造折射出时代风云的变迁，充分增强了小说的史诗风格。
徽州临近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沿新安江可以直达杭州，近代以来，徽商的命运更是与上海的兴衰变迁密切相关。徽商在经商实践和文化理念方面也受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影响。鸿泰钱庄转变为华盛银行就表现出徽商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的经商理念，程天送也完成了一位旧式钱庄经理到近代金融家的角色转换。可以说，《乔家大院》描写了一位成功商人的成长史，《新安家族》则是讲述了一位成功职业经理人的风雨历程。相比而言，《新安家族》更有一股清新的近代气息。
季宇自己说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和关注徽商题材，陆续写过或参与过一些有关徽商的电视剧、专题片和小说的创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展开不够，并不尽兴。所幸的是，在这些过程中，我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和素材，许多徽商人物和故事令我难以忘怀、印象深刻，这些都为我如今创作《新安家族》打下了基础（《新安家族》后记）。”应当说，《新安家族》是一部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长篇力作。
《新安家族》对于徽文化的深入挖掘标志着安徽文化的自觉意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以后相关题材文艺作品也有深刻的启迪。徽州是安徽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地区，无疑是安徽手中的文化王牌。徽州文化的特色需要和其他地域文化的横向比较中才可更加深入地开掘出自己的特色。季宇自己说过：“其实，无论徽商、晋商、浙商或其他商帮，他们之所以能做大，在历史上产生影响，都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如讲究诚、信、义等等，这是一些最基本的素质。如果仅仅表现这些，显然还不够。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笔在于写出每一个商帮的精神内核。徽商的精神内核包括很多方面，但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儒，所以徽商又被称作儒商。徽州山多地少，求食困难。为了生存，徽人自古只有两条路，要么科举，要么外出经商。这就形成了徽商亦儒亦商的特点。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在经商的同时更注重精神上的追求。因此，徽商在财富的观念上与众不同，有其独特的文化色彩。（《文艺报》创作谈）”。应当说，在揭示徽商精神世界方面，小说《新安家族》无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今后相关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作为徽商而言，他们在走南闯北的商业生涯中，必然带来徽文化和外地文化的碰撞。在这些碰撞中出现的火花必然也会彰显徽文化迥然不同的异质。类似的例子在《大染坊》中有着清晰的表现：陈寿亭等山东商人与上海巨商林祥荣的交往斗争中，就鲜明地表现了山东人宽厚待人，起初隐忍不发，后来则针锋相对、维护个人尊严，继而与林家化解矛盾，达到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商业境界和人生境界。可以说，山东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宽厚豪爽、追求和谐共融的文化品格在这场商战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陈寿亭与程天送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作为山东人的陈寿亭显得更富有开朗烈性，程天送则更为细腻平和。徽商在与外地商人的交往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社会条件的差异，必然也会明显地映衬出自己独特的性格与气质。比如，徽商的兴起与江浙地区有很大关系。但是，徽州人与江浙人在风貌、个性、气质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江浙人的南方色彩似乎更明显，传统意义上也把“江浙”作为“江南”的核心地区。从这些角度看，徽商题材的文艺作品还是有很大的开掘空间。
龚定庵说的好：“天异色，地异气，民异情”。希望徽州的名山秀水更好地陶铸安徽文艺家的性情，浸润他们的诗笔，为徽州的风俗人物谱写新的篇章。
(文：王灵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