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法

    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既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几千万人死于非命、无以数计的财产毁于一旦，给人类文明的进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与此同时，由俄国十月革命带动的中国革命乃至一系列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主义体系的民族、民主运动，从根本上刷新了世界的格局。而科技跃进更以空前的速度与规模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迅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生活质量，把社会文明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因此可以说，20世纪是一个变化巨大、五彩缤纷的历史时期，这在中国就表现得非常突出、非常典型，其革命性的起点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很幸运，王郁昭就出生在这个革命时代来临之初，并与这个时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当然，这样的个体生命与大时代巧合的例子绝非个别，而是整整几代人的共同命运。本来，一个生命来到人世纯属偶然，因而一个生命与怎样的时代相遇也属偶然。但是，个人与时代相遇虽属偶然且不能左右时代的走向，却可以也应该好好地把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影响时代的进程，由是，就造成了个体生命之间千殊万别的生命状态与结局，而本书的传主王郁昭则是一个出色地把握自己的人物。他迄今走过的80年风雨历程，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地与时代紧密结合的革命之旅，并在历史大转折关头焕发出特殊的生命光彩，成为“手把红旗旗不湿，弄潮儿向涛头立”的时代骄子，为人民立下了非常人所能及的历史功勋——是为中国历史新时期重大标志之一的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这样，王郁昭这个名字就与一个新时代紧紧地融为一体了，成为一个抹不掉的文明记忆和历史存在。很显然，王郁昭是幸运的，这是历史给予他的特殊机遇，也是时代授予他的一份难得的殊荣。

    那么，历史的机遇同样摆在千千万万个和王郁昭具有相同经历与处境者的面前，何以独独被王郁昭抓住了呢？这正应了一句名言：机遇总是特别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临渴掘井难能如愿，未雨绸缪方可成功。王郁昭就是那种为时代的需要做好了准备的人。这种准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准备。王郁昭出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当他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历史关头已过知天命之年，又处在地委领导岗位，近四十年的革命阅历和丰富经验，使他具备了脚踏实地、眼睛向下的优良作风和可贵素质，一切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和情愫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从而赋予他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倾听底层声音、敏于支持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自觉性；二是理论准备。新中国成立之初，王郁昭正值青春年华即作为军代表接管了芜湖市文教事业，包括一所大学（安徽学院）和十几所中学、职业学校、几十所小学及若干文化团体，做了大量除旧布新工作，多有建树。随即又被调到安徽大学长期任职，既搞行政管理，又做教学研究，尤其还到中央党校专门进修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特别在哲学研究中用力颇深，出版了专著，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理论素养。

    一般而言，像王郁昭一辈的革命者，分别在实践方面或在理论方面有所准备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但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如王郁昭这样准备者则就屈指可数了。值得注意的是，王郁昭在从事近二十年基层实际工作和近二十年高校理论工作之后，又转到地委领导岗位担负起一个地区主政者的责任，这就给了他发挥近四十年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相结合的优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空间。很显然，这对王郁昭来说又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机遇——是历史的需要选择了王郁昭，也是王郁昭适应了历史的需要，这两者的机缘巧合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因为这是个人与时代缔结良缘的一个生动实例。当然，王郁昭得以从高校走上从政之路，尤其是由一个下放农村当普通农民的身份被重新起用，这与时代的变化、人脉的缘份（杨效椿的关注）分不开；而后来的作为和升迁，更与万里的支持特别是邓小平的谈话关系至大，如果没有这一切，王郁昭既不可能再被起用，也不可能有大作为，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令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倘若主观上没有前述两种准备（实践与理论），那也未必能有王郁昭式的作为。换言之，当时代给一个人提供了可以有所作为的舞台时，这个人是否准备了足以登台演出的拿手好戏或看家本领，则是关键所在。这就是王郁昭区别于他的许多同辈人的一点特别之处。必须看到，这一点特别之处，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源于他历经长期实践准备和理论准备之结合而形成的可贵素质与人格力量。概括起来看，王郁昭的这种个性特点主要体现为他在人生旅程中的两种表现。

    一是顺境不懈怠。应当说，王郁昭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到文革前的二十多年间，个人处境一直比较顺。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王郁昭一辈革命者来说，也并非个别现象，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但常态之下也容易使人变得平庸，以至在不经意间放松起来，不思进取。曾经被毛泽东同志称赞过的王蒙的成名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所刻画的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就是这类人物的一个形象代表。至于比刘世吾走得更远的不仅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亦不乏其例，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建国初两个著名的例子。当然，有幸从枪林弹雨中走到和平环境里兢兢业业、不断进取者还是大多数，王郁昭即属此列。这从他在芜湖和合肥两地诸多方面工作业绩的建树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书中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记叙。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王郁昭投入工作的热情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一直伴随着他的前进步伐和生命历程，这可以用永不疲倦、一往无前来形容。让人敬佩的是，这种精神在他中年走上仕途以后依然一以贯之，从滁县地区（现改称滁州市）到中央机关，从政府智囊岗位到民间慈善机构，凡是他所在的单位、凡是他参与的工作，他都全力以赴、竭智尽力，总是事必躬亲、精益求精，力争做到最好。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被调换过多种岗位、从事过许多性质不同的工作，但都很快地适应起来、运转起来、推动起来，从而做出实绩包括举世瞩目的重大业绩，这其中就包含着他一直坚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自觉地把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永不懈怠的高度进取意识与奋发向上精神。应当说，这是成就王郁昭这个人物鲜明个性的特征之一。

    二是逆境不沉沦。谚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种情况古今中外皆然，动荡年月尤甚。王郁昭生在革命年代，又经历了运动迭起的多事之秋特别是文革浩劫，得以死里逃生已属万幸，焉能指望置身其外？书中对此也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述。耐人寻味的是，王郁昭的逆境不但比一般人来得早，而且比一般人来得特别，一言以蔽之，比多数同辈人的逆境更“逆”。其一，当文革才刚刚拉开大幕，他就被所在单位作为最大“走资派”抛了出来——实际上他并不是一把手，自然也当不了这个单位的“头号”角色，自是白白代人“受过”了（书中不忘记录了这页历史，即后来他与抛出他的“一把手”同在“劳改大队”时的有关对话，不失为趣笔之一）。问题是，他并未消极地任人宰割，像某些人那样一味地检讨复检讨、认罪连认罪，不辨是非、不分黑白地仰人鼻息、苟活于世。不，他不但直面自己无怨无悔的革命历史，而且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信奉的真理，从而在批判他的所谓修正主义理论的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宣扬了他所信仰的科学的哲学思想，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一派无知妄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批得那些假革命的学术骗子气急败坏、无辞以对，有力地伸张了正义，这在那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日子里，无异于空谷足音，自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显而易见，这里表现出的不光是难能可贵的一腔正气与一身骨气，还有那敏锐地识破惑众妖言的一双火眼金睛和一个智慧不凡的大脑，说得透彻一点，那就是手中握有真理的力量。其二，在文革局面失控、成千上万青年学生就业无门时，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与此同时又启动了一般干部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的热潮，不料王郁昭一家也在劫难逃，被一举下放到出名的贫困县利辛的一个生产队，当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本来，王郁昭当时是十三级干部，属高干，不在下放之列，不知道什么原因竟也被一股脑儿下放了，这在高干中自属例外，说这是“逆境”自然也就“逆”得出奇了。然而，身处此境的王郁昭与妻子贾粹华并未就此消沉下去，而是气定神闲地与农民相处得十分融洽，王郁昭以自己的乐观、坦荡、平易近人的朴实与和善，赢得了左邻右舍直呼其“大老王”的亲切称谓，而贾粹华则被群众推举为至关重要的“掌秤”人选，可见他们不但与农民在生活上打成了一片，而且在情感上真正赢得了信任，成为农民的贴心人。这样的一段农村生活经历，对于王郁昭而言，其意义自然要比干部下乡搞“三同”更彻底更深刻，对于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那真是不但“身”入了，而且“心”入了，属于原生态式的融入民间、深入生活，这对于他后来到全椒、滁县相继开创三年跨出三大步的新局面，自然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段下放当农民的日子，同他建国初进入中央党校作理论上的深造，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别意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重新了解现实、熟悉农村，认识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正是具备了这样坚实的人生历练与思想基础，王郁昭才有可能义无反顾地迎风逆浪、破釜沉舟地支持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创举，在面对农村一场影响全国前途的伟大变革的关头，坚定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充当了一个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并在后来农村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中作出了独特贡献。无疑，这一步的迈出，既与顺境不懈怠的创造性经验积累分不开，也与逆境不沉沦的特殊生命体验息息相关，正是这正、反两方面的历练使王郁昭变得更加成熟了，而“报户口”之举，不过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和理论家合乎逻辑的行动归宿，它在本质上是与万里的坚定支持、邓小平的睿智谈话一脉相通、彼此呼应的，既体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应遵循的正确方向，也反应了中国人民普遍存在的现实追求与根本利益所在，实际上也就是胡锦涛同志代表新一代党中央提出的执政理念（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基础与生动见证。由此可见，这本以王郁昭为传主的书，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典型人物的革命经历和命运沉浮，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与必然选择，因而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作传，更在于为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立碑，让中华民族的一切后来人从中鉴往知来，获取继续开拓进取的智慧与力量，因而这是一本意义不凡的好书，既具有文献价值，又富有现实启示，值得认真一读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