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延凤
苏中是省文联一位我所敬重的前辈和老领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至今快三十年了，他今年81岁，依旧行动迅速、思维敏捷、谈风甚健、目光炯炯，让人想到“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句话。
他是安徽文艺理论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至今仍担任着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之职。由他挂帅，协会团结了全省老中青三代文艺评论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艰苦的童年
苏中，辽宁北镇人，1927年12月2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里，八岁父亲去世，母亲靠手工活带着姐姐、他、妹妹、弟弟四个孩子艰难度日。14岁那年，他考上中学念不起，进了日本人办的技术工养成所学电工，16岁进新邱矿当井下电工，两年后累病失业，随后日寇投降，当地招考小学教师，他又当了几个月教师，学校发不出工资，再次失业。
母亲年轻守寡，为排解孤独，常领着他一道去听评书，他自小就喜欢上了唱本、大鼓书、评书，读小学就看完《水浒》，后来武侠小说、市井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张恨水、五四后新文学，凡能找到的书他都读了，这为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贫困的生活和失业使他萌生了投奔解放区的念头，这时刚好家乡解放了，他成了最早参加革命的青年。当时他有几个选择：行政学院、军大、鲁艺，他选择了鲁艺，进了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由此开始了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
魂牵梦绕，革命情深
苏中是个正直而重旧情的人。
他有一本散文随笔集《魂牵梦绕》，记载了他的这些深情。书中第一篇《骆文老师》，是写他1948年在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时的老师骆文先生的。
他进鲁艺后，时值锦州战役刚刚结束，他从鲁艺被派往参加冀察热辽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安置、教育并遣散锦州战役中被俘的一万七千名左右的国民党下级（少尉以至上校）军官。《魂牵梦绕》书前附有17张照片，有一张是摄于锦州解放胜利牌坊前的合影，照片上的他，身着军装、英姿飒爽、朝气蓬勃；而骆文老师作为校领导，也坐在他们中间。
1948年底，鲁艺在锦州北大营进行大整编、大改组，并随军南下，苏中被分配在平津文工团，这个团由骆文、程云为正副团长，所有人员包括炊事员都是鲁艺原班人马，大家见面还是喊老师同学，跟在校时一样，所以从建制上说，整编、改组后，已不是鲁艺，从感情上说，丝毫没有离开鲁艺的感觉。
他们在天津呆了半年，这期间，苏中接受任务，到工人中组织座谈《白毛女》，写了篇《工人看了<白毛女>》的评论性文章，这是他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对他“一生却起了决定性影响”。
之后，他们又到武汉，文工团更名为中南文工团，这时是1949年6月。
在武汉，苏中大部分时间下到铁路局江岸机车厂、机务段体验生活，职工们把他们看成军代表成员，他和同去的沈沙，都参加了汉口至信阳线路大修，他们吃苦耐劳，一边和工人一道干活，一边还要搜集创作素材、辅导工人业余演出，帮助排演、写小演唱，两人都被评为劳动模范。
1950年7月，从江岸回到文工团不久，骆文和海默通知他调到外单位--中南文联，从感情上说他不愿离开老师、同学们，但他服从了分配。这时，从感情上说，他才算离开了鲁艺。
他对鲁艺一往情深，从《骆文老师》一文中能够看得到。
骆文先生是我的同乡前辈，他和他革命伴侣王淑耘都是江苏句容人。他的歌词《纺棉花》（莎莱曲）、《三套黄牛一套马》（安波曲），早就传唱全国。1997年国庆，我去武汉开会见到他，他已八十多岁，高高的个子，笑声朗朗，感人至深。他向我说，苏中每次到武汉，都住在他家中。由于这层缘故，我和苏中先生的感情就更加亲近。苏中对他老师的那一腔真挚情谊，读了真令我感动。
《魂牵梦绕》中还有一篇《文坛失骏》写陈登科的，陈老也是我敬重的安徽文坛的前辈。这篇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动人的真情。陈老去世后，苏中先生参与主编《陈登科文集》和“陈登科研究会”的工作。他对我说：“陈登科在世时，有许多人在他周围，他去世后，我们应当为他多做些事实。”苏中以一个正直的文人与革命者的坦荡，为我们树立了风范。
从《魂牵梦绕》书名，就能看出他对自己去的老师和战友们那一腔真情。
从《长江文艺》到《人民文学》
到中南文联后，他任《长江文艺》通联组长。
当时，诗人李季任《长江文艺》主编。李季把发现作者、培养作者、“为他人作嫁衣裳”作为编辑的主要任务，这对苏中一生从事编辑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坚定了他热爱编辑工作的信念，奠定了他热心扶植业余作者的终生信条。
他在《长江文艺》组织起中南六省一市近千名的通讯员队伍，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了国内文坛的知名作家。
这期间，1952年末，苏中与鲁艺三期同学、仍在中南文工团的黄珉结为革命伴侣。
也就是在1952年底，中南大行政区建制撤销，苏中随李季来到全国文协（后改为全国作协）的《人民文学》工作。
起初，中南大区撤销，决定李季、陈荒煤调北京，一个去全国文协，一个到电影局，每人可带一人，李季带王黎拓，陈荒煤带苏中，可王黎拓喜欢电影，想去电影局，两人就找陈荒煤，说可不可以调换一下？陈荒煤说可以。这样，苏中就于1953年初跟李季到了《人民文学》。
这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由执行编委陈涌、肖殷负责日常工作，不到半年，肖殷调到《文艺报》去，陈涌工作也有变动，陈涌原负责评论工作，就将理论组长交由苏中承担。
苏中用极大的毅力，几年时间，靠自学和上政治夜校，将一个大学文科教师应读的书、应学的知识，全部读了、学了，磨练自己成为一名称职的编辑。
在工作中，他倾注心血关注、扶植青年作者。
新中国第一代研究生潘旭澜、范伯群的毕业论文寄来，3万多字，苏中就找领导商量，辟专栏予以刊登；大学毕业、刚分到《文艺报》的蒋和森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武汉大学学生叶橹的文章，他都扶植、刊登；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南丁，小说一发表，他就组织评论，予以推介……，他所辟的“作家论”、“创作论”，后来都成为广有影响的特色栏目。
这一段生活，成为苏中文学生涯中第一个闪光点。
这期间，他自己也在《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光明日报》上发表不少理论文章，1956年12月，刚29岁的他，就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说：“《人民文学》编辑部是我的最高学府，那里的前辈和同事，如邵荃麟、严文井、何其芳、秦兆阳、陈涌、李清泉、陈白尘、吕剑、唐祈等等，都是我的老师和学长，他们对事业的执著，他们的人品和文品，他们的言传身教，他们的渊博学识，给了我永生的享用。”
1959年3月，《人民文学》60多位同志，全部被调往边远省份，苏中因安徽省文联陈登科到北京见到过他，对他业务水平和工作态度印象深刻，点名要他，就于这年3月12日来到了安徽。
安徽文艺理论工作的开拓者
苏中到来，给安徽省文艺理论工作带来生机，使安徽文艺理论队伍逐渐形成、壮大起来。
他特别关注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成长。
苏中当年关注过的大学生、青年助教、青年作者，如李冬生、严云绶、沈敏特、王多治等，都成了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家，他们现已步入了老年；而后起的中年、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也都是他倾注心血培养的。有他做主帅，安徽的文艺评论在全国一直颇有影响。
特别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之中，更是苏中文艺评论事业上的第二个闪光点。
说到那时的情景，苏中脸上放着红光。
从1977年开始，两年多时间里，苏中先后组织与参与了安徽近百次文艺理论研讨会，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理论、评论文章。当时他担任《安徽文学》编辑部主任，主编是江流，两人配合得很好，理论文章全由苏中定夺。每次理论研讨会后，都组织发一篇有分量的综述文章。这些文章有锋芒，有理论深度，与“四人帮”观点彻底决裂，不仅在国内文坛引起反响，而且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关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都来进行过访问、交流。
苏中说：“这不仅要有勇气、有理论基础，同时也因为我们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拨乱反正、与四人帮彻底决裂的总的精神。”
1977年3月，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苏中认为这篇文章根本观点错误，以“左”批“左”，不是在批四人帮，而是在帮四人，就化名李文群写了篇《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的文章，在安徽发表了，这篇文章给了中央政策研究室，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把它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了，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内部第一个争鸣声音。”
同学伴侣，一世情缘
苏中有个和美的家庭，爱人黄珉是他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三期的同学和战友，1952年结婚至今56个年头了，两人现都81岁，身体都非常好。
2002年是他俩金婚之年，那年他们拍了纪念照，办了金婚典筵，还应邀到电视台做了半个多小时的节目。
苏中深情地说：“半个多世纪来，不论我处境有何变化，她始终如一陪伴着我，无怨无悔，荣辱不惊，含辛茹苦把四个子女抚养成人，我感谢她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安定的家。”
说到苏中的真情关爱，黄珉讲起文革中一件事：
“那时我们一家七口分五个地方，大女儿16岁初中毕业就下放萧县，大儿子在合肥上学，奶奶送回了东北，老苏在新马桥干校，我带一儿一女下放在和县香泉公社。我们住处靠池塘，地下很潮湿，房子不通风，地上长着一、二寸深的草。苏中来家探望，就自己动手挑了200多担干土，倒在地上，用木槌夯实，又开了扇窗户、一个后门，才使房内干燥起来。”
黄珉为人平淡、文静、善良，苏中智慧、雄辩、干练。他烧得一手好菜，把家务事料理得井井有条。两人相互体谅，相得益彰。
在许多人都搬新居、住新房时，他们仍住在省文联那座老宿舍楼的顶层里。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革命的情怀、战士的本色
临别时，我紧紧地握着苏老的手，衷心祝愿他们青春永远不老，双双超过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