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宇的长篇小说《群山呼啸》是一部讴歌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大别山红色历史的作品，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评为2021年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大好书”之一。这本书在遵循历史的真实性的基础上，用传奇的笔法、精彩的叙事再现了大别山的革命历史，展现了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化。
季宇是一个擅长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如他的《燃烧的铁血旗》《淮军四十年》等，但他处理这类题材多用的是非虚构的手法，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 ，体现出充分的严谨和精细。小说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切入，故事一开始，“我爷爷”贺文贤便受老师吴伯珩先生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我大伯”等一批大别山的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 《群山呼啸》把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自然地融进情节中，复原了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境，给人以厚重沧桑之感。
季宇的不少小说都喜欢在传奇性上做足文章，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史传文学以及小说艺术方法的继承。《群山呼啸》中，“我太爷爷”贺继年作为一个剃头匠，本来和霍川知县秦尚义被杀案毫无关联，只因一直为秦家剃头的师兄摔断了腿，才临时接下了过年前为秦府剃头这个差事。秦县令被灭门那晚，“我太爷爷”在秦家堆杂物的库房歇息，本来逃过一劫，但他那晚隐隐约约看到了凶手白立贵，结果在案件追查中被灭口。这些奇异的桥段让小说悬念迭生，扣人心弦。《群山呼啸》的情节安排之奇，可谓不胜枚举，“我爷爷”因为给革命党人剃头而走上革命道路，“我大伯”贺廷勇的革命引路人史先生居然是县令秦尚义被杀时那个侥幸不在家的儿子，贺廷勇和费伊蓉从同学到结成革命伴侣艰难曲折的过程，都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同时， 《群山呼啸》善用伏笔，比如小说开始时，作者对白立贵这个角色着墨不多，但却在他身上“埋了线”，写他涉嫌秦知县灭门案。小说进展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时，姓陈的牢子被抓住审讯，才证实案件正是白立贵所为，这样的设置令小说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也更立得住。
20世纪的中国是巨变中的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全景式地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教育和启迪今人继承和发扬先辈的无私忘我的精神，仍是小说乃至各种文艺作品期待实现的重要价值。《群山呼啸》中，“我爷爷”贺文贤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贺文贤本是旧民主主义阵营的人士，这与吴先生的引领有关，也与其家世有关。他几次与吴先生接触，吴先生所说的“官府媚外欺内、与洋人勾结”“这样的政府必须推翻”引起他深深的共鸣，而父亲无端遭飞来横祸、真凶逍遥法外的切肤之痛，更使他坚定了推翻满清的信念，所以他自觉地掩护吴先生，参加反抗清政府的起义。但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想象中的光明并未到来，贺文贤也被迫远走他乡。他后来参加北伐、抗日战争，逐渐意识到国民政府和满清、北洋政府一样，仍然是腐败无能，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真正走向了新生。
如果说贺文贤和彭兆栋的分分合合，更多地显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走不通”，那么《群山呼啸》另一条线即“我大伯”贺廷勇和费伊蓉的历经磨难，则充分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义性和先进性。贺廷勇和费伊蓉这对患难中结成的夫妻，在学校读书时就受到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先后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之后一起报考武汉军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大别山暴动，经受了敌人残酷的“围剿”。红军长征后，他们坚守大别山，让红旗屹立不倒，费伊蓉还为此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参与革命的历程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更加凸显了大别山是“两源两地”（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使今天的人们认识到忠诚、信仰这些词语的庄严和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从小说整体结构来看，《群山呼啸》的故事是在贺、卫两大家族的矛盾中展开的。家是中国人的根，一个家族、一个宗祠，对中国人而言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家与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深入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内涵的同时，把红色历史与家族历史有机结合，是季宇进行的有益尝试。季宇把家族历史和国仇家恨有机地融在一起，深入剖析人性，写活了人物，生动地展示了大别山革命历史的进程和个体命运的变化。同时，在人物塑造上，小说中无论“我爷爷”“我大伯”，还是卫孝衡、卫登辉等，都具有多面性、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群山呼啸》写家族矛盾，不如说是写那个年代的人性，这也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