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湘如新著《朱熹别传》

刘湘如先生的新作《朱熹别传》，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历史大人物系列”重点品种，隆重推出。选择讲述朱熹这个人物的故事是需要勇气和能力的。朱熹是后世公认的一代大儒、理学集大成者，影响颇巨，关于他的各种的故事也颇多。影响力越大、素材越多的人物，对创作者而言，越不容易把握。选取什么样的材料，如何定位主人公的形象，塑造的人物能否为大众接受，能否全面表达自己创作意图，等等，千头万绪，不得不考虑。繁多的资料对创作者的组织能力、整体架构能力是个考验。刘湘如有这个能力，他在众多的资料中纵横捭阖，任意驰骋，捡拾历史随意而准确。

刘湘如先生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就他自己说，他写作并不只是单纯的爬格子，但凡决定创作，从选材到创作，必先长期准备，厚积薄发。对待历史小说更是如此。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而谨慎的，正如他说“无端地编造历史，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可以创造人物的活动空间，甚至创造人物关系的纠葛，但是在事件上特别是重大事件上，决不去杜撰”。即使是文学创作，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大背景。只有全面掌握当时的社会矛盾、民众生活状态、人物关系等，才能恰当地定位人物的身份、立场、行为等。

这也是刘湘如先生与其他创作者不同的地方。

该书通过“山火催生七星儿”、“文”“公”二山以及“文公”诞生的历史传奇，引出朱熹出世的历史背景和民间当时的社会人文状态。继而以幼年好思，家学渊源，理学根基，数见李侗，逃禅归儒，陆九渊心学之争，沉潜著述讲学等等一连串经历事件，塑造出朱熹“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的博杂境界，构成他理学知识的渊博和完备，阐释出朱熹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的历史脉络。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线，自然无痕地将“孔庙争端”、“官员狎妓”、“朱唐交奏”等事件衔接起来，悬念层生，高潮迭起，笔下的人物朱熹、严云卿、唐仲友、严蕊、李珏、陈亮等，渐次登场，个个形象饱满，性格鲜明，反映了创作者在情节构思、人物塑造、故事悬念设置上的娴熟和语言功底的深厚。该书以十分自然而客观的史实，反映朱熹经历和学术中的片面和历史的局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分寸地批评了朱熹的这些历史错误和局限。

为什么朱熹的学说、朱熹的思想，自从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纷争？

这要从当时南宋的社会状态说起。宋室南渡之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东南诸州县本来人稠地狭，土地非常有限，北方南迁的官僚地主以及原来东南各地的豪族巨室都争相霸占土地，使土地兼并问题极其严重，与此同时，为了应付各种支出，南宋朝廷大兴苛捐杂税，赋税日益繁苛，百姓不堪重负。官逼民反，自古皆然。从南宋初开始农民起义就接连不断，格外频繁，整个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如何整肃内部，缓和各种矛盾，解除社会危机，以强化自身的统治，统治者们也在探索着。这个时候，朱熹崭露头角。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说：“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臣民。这些意见受到孝宗的赞许。

儒家人物都有一颗积极的出世入仕的心，即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力图发挥平生所学，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受到赞许的朱熹，更加勤勉政事。作为一个笃行道学的封建卫道者和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其根本立场，还是与人民相对立的，因为他最怕人民“犯上作乱”，所以每当“饥民”或“流民”聚众闹争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正如文中所述，在孝宗皇帝登基，大赦下达的前一天，将联名上书，请求开仓赈灾的十八名儒生全部杀害，以儆效尤。这反映出理学家残酷的一面。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禁锢思想，钳制舆论，不但不为百姓接受，也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所以其结局十分不妙。朱熹做皇帝侍讲时，多次向宁宗大谈“正心诚意”的意义，要求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遭灾之年大兴上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三是要求整肃纪纲，以维护朝廷的尊严，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这些言论，引起了宁宗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进言，“斥言左右窃柄之失”。这更使宁宗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仅在朝四十日，就被撤去职务。不久，便发生了一场反理学的斗争。公元1195年，由监察御史沈继祖出面，指控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说他是一个伪君子。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杀朱熹，使他终于受到“落职罢祠”的处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学为伪学”，列《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为禁书。公元1198年再下诏，令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若“进非不悔”，则“必罚无赦”。同时又制定了《伪学逆党籍》，列为“道党”者共五十九人，其中包括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他官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八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

然而朱熹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表现出了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反映了他的文人性格，执拗固执。朱熹作为一代大儒，终其一生为求理学治国，却最终壮志难酬，一心致力于儒家道德规范的强化，却使自己成为封建卫道士。生前，朱熹在政治上并未取得较高的权位。死后，其学说和著作得到宋理宗赵昀的推崇。从此，朱熹的学说成为理学的正统，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熹也被后代统治阶级尊为“大贤”。朱熹这种因时因人不同所受到的不同待遇，确堪玩味，令人唏嘘。这不得不说是乱世文人的历史悲哀。

《朱熹别传》是刘湘如先生继《国魂》、《红年鉴》、《美人坡》、《风尘误》之后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著作，包括他曾经出版过的散文集、报告文学集、诗集、人物传记等众多著作，笔者认为，《朱熹别传》在作家所有的作品中无疑是有着独特意义的一部。被他浓墨重彩描述的那个理学治世和理学为宗的特定时代，是读者难得了解的珍贵的记忆。一个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学者和诗人的形象，通过本著作会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丰富诱人的故事。我们无法回避朱熹在历史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像无法漠视本著作一样，《朱熹别传》必将在文学市场和图书市场上占有自己独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