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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叶集一本书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发布时间:2014-10-16 16:43:17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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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月底,我与老友苗振亚、徐航等来到叶集。

 在这以前的一些日子,我一直在小岗。月初,沈浩离世,我一直在小岗写沈浩。这年雪下得早。1116日,小岗就下了第一场雪。我写《怀念沈浩》的文末还注上“风雪之夜于小岗”。接着就是为《清明》赶写报告文学《村官沈浩》。

 叶集在1129号开一个“未名文化研讨会暨作者诗文集首发式”。行前,我将一本发黄的旧书,认真地包裹了一下,放在行囊中。

 在安徽乃至中国的的文学活动中,霍邱一直有着一个令人瞩目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前后,霍邱王余九的小说在安徽也是写得很好的。现在则有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领军,涌现了陈斌先、张子雨、穆志强、枊冬妩和黄圣凤等一批作家,在省内外文坛上叱咤风云。而霍邱叶集的“未名四杰”更是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虽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文学艺术则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在“五四”余波的推动下,文学社团层出不穷,文学流派自由论战,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以鲁迅为首的“未名社”于19258月应运而生。

 那是1924年的秋天,霍邱叶集的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先后到达北平,他们一边求学,一边谋生。少年好友异乡重逢,倍觉亲切。他们都记得,当年在叶集,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们五人曾围在一个火炉边,海阔天空彻夜长谈,谈理想,谈人生,谈国家,对五四运动及新文化的发源地北平充满了向往。而今,他们都来到了北平。在他们当中,张目寒最善于交际,一个外省乡下青年,完全凭个人努力,走上社会一直追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并且得到重用,很快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议事科长。

 其间,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授课,张目寒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很快赢得了先生的信任,彼此非常投缘,相处颇为亲密。张目寒乐于助人,先后引荐几位好友登门拜访鲁迅先生。当时,中国从事翻译的人太少,叶集这几位青年已从事文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俄罗斯文学。为了共同的追求,鲁迅与这伙年轻学子成了忘年交,于是,由鲁迅领衔,打出了“未名社”的旗号。

 未名社的诞生是低调的,成员也只有鲁迅、曹靖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6位。未名社不显山,不露水,因其“未名”,故而名之。但是,未名社很快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社办刊物《未名》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前后7年多时间里,一共出版了《未名丛刊》18种,专收译文;《未名新集》6种,专收创作;还有未列入丛书者2种,即鲁迅的杂文集《坟》和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行了48期《莽原》半月刊,24期《未名半月刊》。

 19268月起,未名社的主要发起人鲁迅先后到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另一名成员曹靖华也再次赴苏联学习并任教,来自叶集的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四人继续在北京主持未名社的社务,并将未名社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历史沉浮,大浪淘沙,许许多多文学社团都已化作过眼云烟。未名社至今仍被提起,不仅仅是它与鲁迅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它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未名社很有研究价值。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安徽霍邱叶集镇这么一个穷乡僻壤,怎么就一下冒出一批虎虎生风的作家呢?

 叶集地处皖西边陲,大别山北麓。1914年的春天,台阶仁(介人)在镇上创办了明强小学,韦崇文(素园)、台传严(静农)、韦崇武(丛芜)、李继业(霁野)、张贻良(目寒)同班就读。明强虽为小学,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台校长思想开明,善于接纳新事物,这就决定了明强办学宗旨的先进性。在明强小学毕业后,台静农跟随父亲到汉口大华中学就读,韦氏兄弟与李霁野则入了阜阳师范。三年后,他们先后到达北平,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

 他们围绕在鲁迅身边,不事声张、埋头苦干。未名社成立以后,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了依托。起初,纯粹只是为了生存,在鲁迅的扶持下,几位文学新人茁壮成长,后来各自成就了一番文学事业。

 在“未名四杰”的身上,最能体现“奋斗”二字的价值。除了韦素园英年早逝,其它成员的寿命都超过了古稀之年,每人都修成了正果。

 人们把“未名四杰”看作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有一个因素,在他们的影响下,涌现了一个在中国文坛活跃大半个世纪的霍邱作家群。在“未名社”活动期间,王冶秋、李何林、王菁士、赵赤苹等一批霍邱革命青年先后进入北平,成为该社的非正式成员,后来在文学事业上也各有建树。李何林1930年编成《鲁迅论》。他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后任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王冶秋于1924年在北平结识韦素园,接受新文艺,一度参与未名社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1958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建办公室主任,1973年再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有《王冶秋选集》收入小说、散文、诗歌67篇。

 未名社的作品是进步的,其成员更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因此几年间曾两次遭反动派的查禁,有的成员被拘捕过两次。更为难得的是,未名社还掩护过一些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的进步人士。1928年前后,赵赤苹、王菁士、李何林等人因开展革命活动遭追捕、通缉,先后到北京投奔未名社。

 “未名四杰”及霍邱作家群的形成,既得益于外部环境的孕育,更在于自身的发奋。香港《大公报》上有一篇文章,特别赞赏“未名四杰”及霍邱作家群的“抱团精神”。这应该是他们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今天,叶集的文学创作后继有人,涌现了黄菊、黄圣凤、李艳、李静“四朵金花”。200911月这天的首发式就有黄圣凤的《野菊花的秋天》,李艳的《槐花如雪》,李静的《静观飞花》等3部新作问世。

 会上,自有专家对“叶集现象”进行了精辟的讲演。我只是从行囊中取出了那本旧书,是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7月由未名社印行的“毛边书”。无疑,这在我的藏书中,是一本书龄最长、资格最老的书了。鲁迅对毛边书的解译是:“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削”,故为“毛边书”。鲁迅爱毛边书,自诩“毛边党”。

 我在把此书打包前,将台静农1926620日写的“序言”抄摘了下来,不然以后也难看到了:

 我在最近的期间,约有一月功夫,能将这几年来一般人士对于鲁迅先生及其著作的观察、感想和批评搜集起来,这在我是一件很能慰心的事,因为我完成了我所愿意完成的一部分工作,虽然我并不知道别人对这件事的意见如何。

 有一两文字,在我个人是觉得并非无意义的;还有国外的人(如法国罗曼罗兰对法文阿Q正传的评语,俄国某君致曹靖华的信,日本清水安三、及美国巴特勒特访问的谈话)本来都拟加入,后来都依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意见,一概中止了,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陈源教授的信。

 我搜印这一本书,也并没什么深意:第一,只想爱读鲁迅先生作品的人藉此可以一时得到许多议论和记载,和自己意见相参照,或许更有意味些;第二,这里面有揄扬,有贬损,有谩骂,在同一的时代里,反映出批评者的不同的心来,展开在我们一般读批评文字的人的眼前,这是如何令人惊奇而又如何平淡的事呵!

 最使我高兴的,是陈源教授骂鲁迅先生的那种“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我觉得,在现在的专爱微温,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激进的中国人中,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们只要一读《呐喊》和以后的其他作品,就可以看出作者也曾将这种精神不独用在《热风》和《华盖集》的一些短文里。小说中尤其表现得清楚。每个人物,在他的腕里,整个的原形就显现了,丝毫掩饰不住自己。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会后,所有的与会人员参观了叶集的“台静农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把这本书赠送给了“台静农纪念馆”。这本书放在这里比放在我的书橱里要好得多。我替这本书找到自己的“家”了。与会的朋友说,这本书现在在国内恐怕也很难找到了,也有的说,这本书对叶集的“台静农纪念馆”来说,可能算是一件“镇馆之宝”了。

 在我,诚如台静农所说,只是“做了一件很能慰心的事”罢了。

(文:温跃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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